Sunday, December 27, 2015

吳業坤現象

過去一星期,吳業坤和他鏡片上的霧氣,走上大台,經過網絡,擴散全港,感動眾生。一夜間, 「坤哥」由鄰家男孩,變身大眾明星。坦白說,我有點詫異。

樂壇頒獎曾經是全城盛事。每逢年尾,人人定睛大台,期待明星,為「樂壇成績表」握拳喘氣。到近年,以上句子成為絕唱。一方面,無綫、商台等流行「大台」,影響力日漸消減,年輕一輩懶理勁歌,少聽叱咤,更對主流傳媒因種種商業及人事因素而頒發的所謂「成績表」嗤之以鼻;另一方面, 「明星」於香港漸成瀕危動物。如今環顧本地樂壇,只有歌手,再無(歌精舞勁且能感染眾生的)天王巨星,百姓視線不知該投向何方。

因此, 「吳業坤現象」才令人詫異。第一,他身處「大台」。吳業坤主持過《勁歌》, 演過《愛. 回家》,如今在(大家厭棄的)無綫頒獎禮拿到新人獎,根本是順理成章;第二,他不是「明星」。由五年前出道至今,坤哥都以同一模樣示人——「黑框架着眼睛」、「話說得不太清」,儼如搞笑藝人。到今年他出了唱片,代表作卻是大家(表面上)最鄙視的典型港式K 歌……吳業坤跟「明星」,似乎沾不上邊。

偏偏,吳業坤當晚的精彩(嚎哭)演出以及真誠(走音)歌聲,卻在各家各戶反覆重播。到底大家為何喜歡坤哥?我非常好奇。這個星期,我翻看《巨聲》,拜讀訪問,聆聽「坤歌」,努力重組迷濛鏡片下的那張面孔。結果拼湊出來的,不單是吳業坤的個人故事,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處境。

我們都是吳業坤

吳業坤出身草根,生於公屋,父親當司機,母親做清潔。他其貌不揚(自小已是眾人眼中的透明人),學歷不高( 考不進八大, 也沒有12A),明顯跟廣大網民一樣,是陳百祥或上一代精英口中所指的「廢青」、「loser」。然而,跟不少同代後生仔一樣,他認定人生不能枉過,有夢想就要追趕。於是,趁着《超級巨聲2》進行招募,他提着結他,一臉腼腆的在MegaBox 獻唱《夢一場》,從此踏入電視台,牽動狂潮,為大眾所識。

可是,如同眾多「廢青」、「毒L」所經歷一樣,吳業坤的歌唱夢,終歸只是「夢一場」。《超級巨聲》節目結束,他贏了名氣(及花名「坤哥」),輸了比賽,更沒林欣彤、胡鴻鈞般幸運,能飛上枝頭,成為歌星。反之,他被大台吸納,進入制度,動聽的說法是「延續夢想」,實情卻是被壓榨、被扭曲:明明想唱歌,卻當了音樂節目主持,表演「聽人唱歌」;明明想創作,卻要呆站幕前,拍劇集,扮小丑,做棋子,跟其他《巨聲》同伴一樣,成為填補無綫藝員荒的雜牌軍。

獲獎當晚,吳業坤鏡片上的霧氣,明顯跟以上那段(又名「出人頭地」的)歷史,關係密切。年輕一代之所以大感共鳴,則因為這段歷史,大家不僅親眼見證,更有親身經歷: 「坤哥」的外貌、身分、夢想、困境,與同代人的境况互相呼應——外表平凡,出身普通,卻有夢想;有衝勁,敢嘗試,卻失敗收場;最後只得回歸現實,進入制度,被扭曲,被壓榨,營營役役。這一代,人人身邊都有一個像吳業坤的朋友;甚至乎,不少年輕人都不介意自認:我們都是吳業坤。

舊世界與新媒體

但這也不過是大眾喜歡吳業坤的一半原因。《超級巨聲》完結後,吳繼續在電視台深耕細作(又名「推騾仔」),有時做主持,有時演趣劇,做盡所有無綫新晉藝員都要做的事(唱歌除外)。上年台慶,他扮完「人肉棋子」後,更自嘲說樂於「被『志偉哥』和『叻哥』擺佈」。顯然,為了在大台生存,他付出不少汗水,更承受相當壓力。

最大壓力,或是源於內心深處的「背棄了理想」。當下工作跟志趣無關,那怎麼辦?坤哥的選擇跟多數年輕人一樣:寄情網上。從那時起,他開始在網上自彈、自唱、自拍。這些短片,有的深情(《坤歌》系列),有的惡搞(特別的歌唱技巧),有的口味甚重(吳扮空姐),共通點是無論背景(卡通牀單)、主角(坤哥本人)、畫質(用手機拍攝),全部相當「山寨」。

幾年下來,這種看似玩票性質居多的做法,卻成功為他找到同道中人(如獲獎當晚伴他上台的譚嘉儀、Cousin Fung);吳業坤的親民取態,更換來一班忠實擁躉(YouTube 頻道共有十萬人訂閱)。不過,網上世界地大人多,像坤哥一樣熱愛唱歌、自彈自唱的人,多不勝數。要突圍而出,以至達成夢想(出唱片),所有人欠的,始終是「機會」。

吳業坤得到的「機會」,同時來自新舊媒體世界。一方面,他的大台身分,為他帶來娛樂圈最寶貴的人際網絡,最終(經黃翠如介紹)換來獲唱片公司垂青的機會。別看輕這一份歌手合約——年輕人固然喜歡在網上自彈自唱,但心底裏始終渴望以最傳統的方法獲得「成功」;換言之,所謂「成功」,始終需要上一代人,以至傳統媒體(或大台),予以肯定。

但得到大台支持亦不足夠,不然坤哥只會成為另一個吳若希,在舊世界被力捧,卻在新媒體得罪網民。吳業坤之所以獲大眾喜愛,全因他同樣能駕馭網上世界—— 時而與網上opinion leader(如健吾、盤菜瑩子)互動,時而自拍直播向粉絲低訴心聲。當然,網絡從不是一塊鐵板,要竄紅沒有既定方程式,反而需要一點意外—— 「食好西」是最佳例子。

「勝在零星味」

獲獎後,吳業坤接受雜誌訪問時自嘲「勝在零星味」,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又並非唯一的事實。沒錯,坤哥樣子傻戇,作風親民,草根味濃,但這只是「吳業坤現象」出現的一半原因。更重要的是,過去五年他沒有白過,努力游走舊世界與新媒體,出入大台,建立小眾,致力創作,分享生活,結果才換來今天鏡片上的霧氣,以及大家的一致叫好。

看着坤哥鏡片上的霧氣,我甚至有種感覺:在新時代、新的文化版圖之下,這可能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新式明星代表(例子還有近月不停在各種屏幕出現的游學修)。沒錯,這些「新明星」無論個性、外表、星味,都跟以往大家所認知的「天皇巨星」大有出入。但時代已變,請大家別太「阿叻」,強行將昔日標準強加於今天真人。

如今新的流行代表,最重要的才能,或許不再是「壓到場」、「有星味」,而是能夠一臉從容地游走新舊世界,在大台、網絡都找到位置。畢竟,若坤哥不是出身大台,或許只會成為被邀挑機的「網絡紅人」,沒有(虛無的)觀眾緣,湮沒網絡人海;或若他安於大台,則會成唱片公司棋子,說句話呼個吸都要請示高層,沒有人性,更沒有鏡片上那股真誠霧氣。

坦白說,一個樂壇頒獎禮的獎項不代表什麼。但在樂壇充滿迷霧的這個年頭,仍能夠為吳業坤鏡片上的霧氣感動,多少也是這代觀眾的幸福。

Sunday, December 13, 2015

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

周一晚上,網上瘋傳梁振英與黃家強的晚宴合照,我和許多香港人一同徹夜難眠。Beyond 忠實歌迷失眠,源頭明顯指向為畀面派對背棄了理想的黃家強;我不是Beyond 的擁躉,但同樣睡不着,只因事實擺在眼前:香港普及文化曾經有過的光輝歲月,今天只剩下殘留的軀殼。這一點,教我和廣大百姓輾轉反側,大失失望。

失望,皆因香港人不知何解,竟對流行文化心存希望。流行文化從來不是善類,多年來它雖然在世界各地挑撥七情,滿足六慾,娛樂大眾,帶來(比局長去日本旅行)更新奇、好玩、刺激的生活體驗,但它的真身終究是個大算盤,商業掛帥,唯利是圖,機關算盡;它眼裏的不是觀眾,而是市場;它要討好的對象沒錯是你和我,但討好的原因不過因為你我褲袋裏有個錢包。

偏偏香港的土壤,卻因種種歷史意外使然,在爆谷、肥皂和光環以外,還意外孕育出不少有血肉有人性的大眾明星、文化經典。這一點,學者毋須長篇大論,觀眾自有雙眼見證。時至今日,不少人仍在眷戀無綫昔日的蠻勁,歌頌Beyond 當年的人文關懷,也為梅豔芳的貼身物品被拍賣而握緊雙拳,痛心疾首。肉緊,因為我們曾向流行文化交付真心。

肉緊,因為曾交付真心

是真心也是天真。如今我們明知時移世易,光輝歲月已成逝去日子,普及文化的軀殼和風向亦老早改變,但心裏依然為那美好舊世界預留位置——正因如此,黃家強淪為高官伴唱,才令百姓一同心碎;崔健批評許志安不思進取,才教港人集體反彈;無綫借《網絡挑機》鞏固地位,才能使觀眾失望作嘔。不少香港人(如我),心底仍期望(或奢望)舊明星、舊大台、舊媒介能回到過去,像以往一樣,不理市場,越過老闆,躲過制度,繼續跟大眾風雨同路,同步過冬。

但這個星期,聽過黃家強(夾雜譚志源、林建岳)的歌聲,再看過一連十集的《網絡挑機》以後,我想我真的要收回以上說話了。

先談黃家強。事發後,大眾對他的責罵沒有停過。細心聽他回覆傳媒的說話,再讀過他寫的網上文章,老實說,跟任建峰一樣,我其實對他有幾分同情。黃家強解釋稱,當日不過被公司安排到私人宴會上獻唱,事前不知高官們在席。現場消息又指,黃表演完畢,準備離開卻被攔住,被迫留在台上向梁振英交心,與一眾高官「風雨中抱緊自由」。若實情如此,如黃家強自己所言,他理應做足歌手本分——起碼做足一個主流歌手的本分。

流行文化不是純粹的藝術,而是一盤架構複雜的大生意。歌手們表面上自由自我,高唱我歌,但又盡「本分」,看面色,顧市場。你或者會問,以往Beyond 不也曾亂闖禁區,自彈自唱嗎?對,但也別忘記,連家駒也說過「我玩rock 都要食飯」,如今被捧上神枱的經典,也有過向市場妥協的經歷。不同的是,以往向商業低頭,歌手會被迫唱《真的愛你》,如今向市場妥協,他們則需聽從老闆吩咐,面朝北方,在高官商賈面前大唱《真的愛你》——雖然理論上兩者分別,其實不大。

更何况,我們對光輝歲月的理解,亦不夠全面。沒錯香港培育過不少有話直說,甚至憑歌寄意的良心歌手,如黃家駒、梅艷芳,但他們終究是少數。大部分的香港藝人,其實和普羅大眾一樣,視牆頭草為榜樣,為市場隨風擺柳。今天我們罵歌手們背棄了理想,愧對香港,如邱禮濤所言是「一場誤會」。所謂「理想」,要不根本從不存在,要不當年未經歷練——畢竟那個年頭,老闆未患斜視(只向北望),說幾句人話也不至被封殺到無工開。

Beyond 不會永遠是Beyond,舊明星永遠不會像昔日一樣為民請命,因為流行文化的本質正是市場主導,而如今主流的市場,方丈處處,禁區多多。這次風波是對黃家強的一次教訓,更是對全港天真歌迷的一次重新教育。

舊明星變不了,那舊媒介又如何?過去兩星期,無綫節目《網絡挑機》再次以行動向所有香港人說明一個事實:香港流行文化的舊大台,如今只剩下殘留的軀殼——而更可怕的是,全台上下竟然為此毫無悔咎,甚至引以為傲。

《網絡挑機》這節目之所以吸引(我收看),全因於節目形式上它具顛覆性。它開宗明義,邀請十多個「網絡紅人」,深入虎穴,直斥其非,甚至安排他們與電視名人直接對質,交流意見,最後予以空間,播放年輕人的創作。表面上,它開放天空,鼓勵多元,細心聆聽,意欲改進……總之做足所有舊媒體不會做的事。乍聽來,簡直是人類創舉,功德無量。看節目之前,我甚至有過半秒幻想——這節目是否意味着無綫意識到與時代脫節,立意求變呢?

用意在還擊所有的批評

我太天真。節目播出以後,觀眾才驚覺,節目的用意不在破舊立新,而在於透過不同聲音,還擊近年所有對無綫的批評(善意或惡意),從而鞏固舊有秩序。於是,我們聽見肥媽罵人「成日掛住鬧,有無檢討自己」;李力持嘲弄參加者「批評就叻,實則一無是處」;王晶重申無綫幕後個個「食鹽多過你食米」。

透過訪談,透過旁白,它努力灌輸觀眾:大台沒錯老氣橫秋,但其實膠劇好合理,無綫幾好睇。不同意?那你來試試,否則請應該盡快收聲,以免影響社會和諧……箇中謬誤,相信連鍾樹根和蔣麗芸都聽得出。你以為舊大台會轉身求變,重建光輝歲月?《網絡挑機》告訴你:才不!因為大眾眼中的殘留軀殼,根本就是無綫高層心目中的重要資產。他們不是不能變,而是不願變。

舊明星、舊媒體無復舊觀,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又未必。這個星期過後,我又發現,假若我們願意放下對於明星、大台的執迷,自會察見流行文化在黑暗中仍有亮點。用大電視框來看YouTuber 的短片,當然看不順眼,但誰說網上製作一定要進入公仔箱才算成功?這種成功的標準又由誰來定義?一旦撕去這種期許,不難發覺這些創作裡頭,依然埋藏港式流行獨有的活力與技藝。觀眾與其繼續痛罵大台敗壞文化版圖,何不細心欣賞新的創作、新的玩法?

給予實質支持獨立藝人、良心歌手

同一道理,今天的香港明星無疑教人失望輾轉。但誰說他們就是香港流行的全部?與其繼續慨嘆Beyond今非昔比,念着「如果家駒在,一定不會點點點」,咒罵明星北上搵食「賣港求榮」,不如多實質支持那些拒絕(或被拒絕)再玩商業遊戲的獨立藝人、良心歌手(如黃耀明、盧凱彤)。「不跟高官唱歌」、「放棄內地市場」聽起來很輕省,但實行起來,肯定步履艱難。

無疑,我們曾經珍視的明星和文化,今天只餘殘留的軀殼。但正因如此,大家更應放過家強,放棄大台,告別懷緬,戒掉失眠;然後明天身體力行,伴隨新的標誌、新的媒介、新的流行,扶老攜幼,輾轉上路。

Sunday, November 29, 2015

美女與美芬 選舉與選美

區議會選舉曲終,但人未散。

過去幾天,依然有不少群眾緊握雙拳,為敗予梁美芬的游蕙禎憤憤不平——葉一知在網上撰寫潮文,戲言為投游一票而「背叛了太太」;客貨車公司和小巴公司抽乾黃埔江水,取笑居民無視鼠患,「視力有問題」。幾天後,輪到梁美芬不甘受辱,撰文指摘大眾「將選舉當成選美」、「以貌取人」,簡直得罪天下女性,侮辱所有雙目有神的黃埔選民。究竟選民手中一票應該投美女還是美芬?區選其實是選舉還是選美?抱歉,這些問題並不好答。

不好答,因為世事不是非黑即白,理論和現實中間永遠隔着一層灰色。理論上,梁美芬的答案百分百正確——第一,小學課本早告誡世人,表裏不一是人類求生本能,因此「以貌取人」從不可靠,外表絕不應是判斷忠奸好壞的唯一標準。况且根據科學常識,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女神」和「BB」在內)都會隨時日變老(以及變醜),今天的美芬、他日的美女,可能只差一線。由此印證,「以貌選人」其實是七分無知,三分無謂。

第二,理論上現在確是選舉,不是選美。政府廣告有云,區議會選目標是選賢能,不是選美人。區議員雖然有時跟路邊易拉架有幾分相似,但制度上他們確能左右資源分配,可令社區既有外在美,又有內在美。既然如此,入票站前選民理應自挖雙目,不看外表,只憑實績,務求把有能之士拉入議會——再重申,是理論上。

論歸理論 以貌取人難避免

明眼人都知道現實並不如此。譬如說,心理學家AlexanderTodorov曾研究2000、2002、2004年美國參眾兩院選舉,結果發現選民眼中看來外表較能幹的一位,通常都有機會勝出。他的實驗甚至只容許選民瞥候選人一眼,但那刻建立的第一印象,亦已足以預測勝負。顯然,「以貌取人」理論上是小學雞行徑,但實質上卻是無可避免的人之常情。

政客們(包括梁美芬)當然心諳此道,尤其在選舉期間。由團隊的選色、海報的設計到候選人的髮型……從所有環節來看,選舉都是一個論面子,講包裝的龐大工程。因此,黃國健日前對小花的評論( 「年輕貌美是她們的本錢」、「小花策略殺傷力大」)雖然難聽,卻至少有根有據。

如此看來,選舉和選美的分別,或不如梁美芬所想那樣顯著。不信?看看議員們選舉後戴着彩帶,在社區繞場一周,掛起笑容,揮手答謝的情景……不正跟選美比賽的畫面一模一樣?我們的選舉一直像選美。

別看輕選美。它同樣標榜「美貌與智慧並重」,換言之要「外在美」也要「內在美」。但後者深藏體內,如何驗證?於是群眾會看學歷(10A 與否)、才藝表演(懂彈琴就加分)和(由曾志偉和陳百祥主持的)益智問答環節……全部及格過關,就是「內在美」。區議會選舉也相去不遠,所謂的「內在美」,還是看學歷、才藝表演(懂「成功爭取」就加分)和問答環節。「議會改革」、「社區創新」等名詞,陌生又艱澀,尋常百姓絕少理會。

每年選美,選前百姓個個睜大雙眼,張開大嘴。結果公布一刻,人人心跳加速,為勝出者驕傲,為落選佳麗不值……一晚咁多。賽後一切迅即回歸平淡,很少人(除了娛記)再談論佳麗三圍,更沒多少人為落選佳麗而花費心神。選美像煙花,嘩聲四起後,觀眾火速轉身,趕車趕路。

「監察區議員」存四年定期

區選亦如是。以往選舉期間,群眾確實金精火眼,異常肉緊。泛民慘敗,有人痛哭;乳鴿起飛,有人咧嘴。但兩星期後呢?又回復原狀,區議會會議紀錄長年網上塵封,大家念念有詞的「監察區議員工作」很快又再存入銀行,做四年定期。落選人?更加無人理。

但今屆區選,民情又暗暗在變。大眾依然青睞美女,熱愛花紙,但細心觀察卻會發現, 「小花」、「女神」、「小鮮肉」之所以獲得市民支持,似乎不單因為他們的身分以至外貌。比如說,建制小花殺傷強,全因她們勤力企街,大獻殷勤;年輕傘兵們搶灘成功,也不因頭頂雨傘,而是由於一年來在社區的左飛右撲,為街坊帶來不一樣的社區想像。與以往(例如03 年)相比,如今選民少理外表(如政治明星的光環),多看候選人的「內在美」,即是—— 「做唔做得嘢」。

這不過是開始。正如選美,普羅百姓對地區事務亦熱情易冷。選舉告終,大家能否延續近年的「社區覺醒」,願意委身共同建設理想社區?落選佳麗,特別是一眾傘兵,在鎂光燈閃過(以及重新返工)之後,能否兌現承諾,服侍街坊,真正做到深耕細作?成功當選的有心人,又怎樣在掣肘處處、渾水遍地的地區諮詢制度裏,為社區實現不一樣的可能?選舉已經結束,但戰爭才剛開始。

手中一票該投美女還是美芬?區選其實是選舉還是選美?這些問題如今已不再重要。扣人心弦的選戰曲終,但人勿散。接下來的平靜日子,煩請當選議員、落選佳麗和平民百姓繼續留步,繼續熱情,令社區真正持續遍地開花。

Sunday, November 15, 2015

兩場戰事 兩種氣氛

區議會選舉尚有一星期舉行,近日身邊不少?緊政治的友人都在慨嘆:今次選舉好似無乜氣氛——語氣,就像在談論一場四年一度的嘉年華會。但友人們畢竟不是嗜吃花生的嘉年華常客。他們之所以為「無乜氣氛」而肉緊握拳,全因按照道理,這場區選應該更加聒噪,更加熱鬧,口水和火花理應一同飛濺,如同大戰。

傘後首屆區選理應更聒噪

原因有二。首先,一如所有媒體對今屆區選的描述:它是雨傘運動後首次選舉,更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香港市民當下政治的取態,將會透過印章,刻於選票,呈現人前。特別是一眾響應號召,傘落社區的素人們,他們的命運(以及票數)明顯會被刻意解讀為去年運動的成果,廣大百姓理應關心。

第二,眾所周知,區議會選區向來狹小,範圍往往只涵蓋幾座大廈。因此,在群眾心目中,區議員一直無異於街坊保長,通渠修路延長綠燈通通無所不能,但除此以外,又似乎無能為力。可是近年在媒體起勁宣傳下,愈來愈多人明白到,區議會是個徒具諮詢名義的假議會,也是一個有錢派有餅分的真戰場。表面上區議員難有作為,但若他們懂得三五成群,結集力量,仍能左右地區面貌——2004 年那屆灣仔區議會,以及把一億地區撥款投入長者醫療的上屆葵青區議會,都是好例子。香港人對區議會認識日深,照理對選舉也應加倍?緊。

結果卻不然。這個星期,在茶餐廳逗留,你會聽見香港大眾有的在談論王菀之、古巨基等人的婚訊,有的為「一個月大學畢業」而發笑,還有的為董伯伯心悒而更加心悒……就是很少人為區議會選舉而上心。到底為什麼?

可能因為區議會選舉的性質,本來就很難引起全城哄動——因為就算想關心,也不知把視線投到何方。跟立法會選舉不同,區選候選人動輒有幾百,既搞不成民意調查讓大家盤點選情、理解形勢,陌生名字又太多,旁觀者難以投入。結果各區選民你有你關心,我有我緊張,市民大眾很難有一致的談論對象,氣氛也自然低迷。

區會幾百人選盡差異難共鳴

當然,媒體也深知這點,因此不敢怠慢,一邊細心為讀者挑選焦點山頭,以小顯大;一邊努力包裝,挑動矛盾,炮製話題——例如「傘兵大盤點」、「小鮮肉逐個捉」、「騎呢候選人一覽」,務求收窄分歧,排除異數,將選舉還原成一場典型港式盛事,或曰「嘉年華會」。

偏偏百姓不太受落。你說這是「泛民與建制的終極一戰」,大眾經過多年教育,早已心知肚明:泛民不是鐵板一塊,建制也時常內訌。傳統的二元對立,如今愈來愈失效。當然這不代表一星期後選舉投票率一定低迷,但大眾懶於為這場選舉傾注口水、投放感情,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更鐵一般的事實是,在冷對區選的同時,普羅百姓正為另一場戰事而摩拳擦掌。

說的,是港隊於旺角大球場迎戰中國的世界盃外圍賽。這幾天,球迷朋友為求入場,學葉鴻輝左右飛撲,以求撲飛;就連從不知道足球踢十一人的朋友,也加入熱潮,相約知己,一同籌算:星期二晚,究竟去邊度睇波好?老實說,照道理,這場球賽不應如此聒噪熱鬧,原因有二。第一,香港百姓的雙眼向來生在頭頂,我們喜歡高水平的比併較量,嫌棄低級數的無謂比賽。

因此打工仔會為美斯、C 朗而熬夜睇波,卻從不為麥基、陳肇麒和基藍馬付上時間;一般球迷為車路士失常而費煞思量,卻未曾對「鳳凰計劃」、「香港足總」等字眼產生任何感覺。如此看來,一場由世界排名84 和145 球隊交鋒的比賽,在典型香港人眼中,理應毫無觀賞價值。

第二,香港人個性功利,效率行先,斤斤計較。我們最喜歡你死我活的「終極大戰」,最討厭無關痛癢的「例行公事」。眼前的中港球賽號稱「出線關鍵戰」,但心水清的球迷一眼看穿這並非事實。在卡塔爾穩佔首名下,中港兩隊不過在爭取(不擔保能夠出線的)次名席位。好了,就算有幸出線,也只是進入下一輪分組賽,想看葉鴻輝帶領港隊捧走世界盃的戲碼?頭腦正常的香港人都知道並不可能。

港中球賽水平低港人?迷不合常態可是全港百姓卻為這場擺明海軍鬥水兵的例行公事,深深?迷。很明顯,足球比賽不單是血汗橫飛的肢體運動,更是政治意識與身分認同的大型混戰。與人數多多,選情複雜的區議會選舉相比,這場足球大戰候選人數量較少(只有兩個),形勢較容易理解(比分牌上一目了然),一般百姓毋須專家教路、旁述提點,也可自行觀戰。就算不知道港隊球員姓甚名誰,不清楚球隊戰術,只要認定球衣顏色,就可在媒體煽風點火下,全程投入,支持子侄。

百姓對區選反應冷淡,因為它盡是「差異」。你有你理念,我有我取態,個個嘴巴在動,但聲音重複,撞成一團;中港大戰引人入勝,則因為它突顯「相同」——就算不同立場,不同膚色,不同背景,只要相同身分,相同球衣,就是自己人(唯一分歧只在於「噓不噓國歌」)。早兩個月香港北上逼和中國,我甚至看到藍絲親友與黃絲青年破鏡重圓,相擁慶祝的感人場面。人人都說近年香港社會撕裂,意見分歧。很明顯,香港人不知多久沒這樣同心同德過——哪怕為的只是一場嘉年華會式球賽。

同心同德因球賽球衣見相同當然,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氣氛迥異的兩場戰事,又會否出現互動,甚至彼此影響?比如說,萬一中國隊輕易大勝香港,建制候選人會否以此為例,盡數強國之強、香港之弱,從而搶得選票?又假如,中國隊長鄭智沉不住氣,再次怒罵香港英雄葉鴻輝,那些本打算票投民建聯的叔叔伯伯會否氣上心頭,改變心意?看似荒謬,但不是沒有可能。

這兩場氣氛迥異的大戰,值得你我自攜花生,帶備真心,拭目以待。作為球迷以及選民,我的心願只有一個:好波有好報, 好人會選到; 至於氣氛,who cares?

Sunday, November 01, 2015

當第四代人 成為家長

年近三十,身邊愈來愈多人成家立室。前陣子跟新婚數月的友人見面,才曉得他已在考慮生兒育女的問題。同代人之中,他算是(或將是)典型的港式中產,經濟穩健,不愁衣食;因此他糾結的,不是「生定唔生」;而是「生完,應該點教?」可惜我沒有生仔的經驗( 「被生」倒試過一次),無言以對,唯有豎起耳朵,放大瞳孔,裝出「深表同情」的樣子。然後到了這幾天,我的耳朵和瞳孔又有反應。事緣小學家長們群情洶湧,努力爭取撤銷TSA。出於好奇,我加入了有關的網上群組,看到一班熱鍋上的螞蟻(又名「家長」)爭相留言,控訴孩子被迫成為功課奴隸,婉嘆子女(的童年)被考試就此活埋。那份肉緊和痛心,即使隔着屏幕,誰都依然感受得到。

但在同情以外,我也好奇。就如呂大樂所說,香港家長不一定是好人。眾所周知,他們是直升機,又是怪獸;他們不是成龍的粉絲,但問起願望,個個都說望子成龍;他們少讀孟子,卻自動自覺化身孟母,搬屋信教以求考入名校。這些年來,在媒體鏡頭的聚焦下,大眾甚至早已見識過香港家長們的鐵腳(一星期帶子女參加十項全能興趣班而面不改容)、手踭(為搶到名校、補習社的位置而不遺餘力)、死纏爛打(對老師、對學校、對人家的子女)。

「不是善類」,向來是許多人對「香港家長」的第一印象。在大眾心目中,家長們主張考試,篤信補習,以為勤奮向學是做人唯一目標,認定考試肥佬人生會馬上玩完。為此,他們不介意在運動場興建前已在起點線前排隊,更熱中把孩子置在熱鍋上,然後煽風點火放柴枝,希望他們被烈火冶煉成真金。這樣看來,今次家長們結集發聲,仰天長嘯,爭取撤銷TSA,甚至打出「還孩子童年」、「別讓他們成為功課奴隸」兩張無敵底牌……此情此景,其實不很「香港」。為何有此轉變?我好奇。

最表面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網絡發達。在網絡年代以前, 「做家長」是一件頗為私人的事。有的家長會在接送子女放學時聊上幾句,交換心得,但其餘的大多各自掃雪,各簽回條。但自從互聯網興起,討論區成為親子王國,社交平台上天天都是家長日。這次家長們義憤填膺,反對TSA,多少也因網絡上、群組內流傳那些(大學式)小學練習。

因為網絡,有共同煩惱、共同敵人的「家長」,由個體進化成集體。

第二,物極必反。家長變,可能因為社會也在變。以前電視的兒童節目真的有兒童在看,現在的小學生下課下班(補習課和興趣班)之時,太陽早已下山,電視已在播台慶劇。過去十年,香港地學習風氣愈來愈扭曲,學童們的壓力也愈來愈大。看着心愛子女的眼鏡度數和功課難度每天加深、娛樂和笑容逐日減少,再望子成龍的父母也於心不忍。

TSA,只是觸發家長集體反彈的一條導火線。

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後頭。很少人察覺的是, 「香港家長」之所以出現轉變,全因「這班家長」和「那班家長」根本不是同一班人——他們來自不同世代。過去大家眼中的典型港式家長,大多是呂大樂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這班戰後嬰兒於成長過程資源匱乏,缺乏選擇,為改變命運,攀登社會階梯,唯有在考試制度或勞動市場裏競爭出頭。他們考過異常殘酷的升中試,深知考試是競賽更是戰爭,而生存最佳辦法是早日裝備,盡快應戰。因此到他們生兒育女的時候,出於關心,便灌輸觀念,身體力行,為孩子打點一切(由學英文拼音到大學揀科),以最高效率(如孟母三遷)達至最終目標(維持上一代的社會階層)。

因此,這班家長的子女——即是第四代人(出生於1975-1990 年),自小已意識到「求學不是求分數」是本世紀其中一個最厲害的笑話。這一代人看似物質充裕,實質大部分時間與考試、功課、補習、突擊測驗糾纏搏鬥,由小一到中七,從不間斷。他們有的喜歡讀書,有的不,但為了不被父母責打(而非出人頭地),只得唯唯諾諾,埋頭苦幹,考好人生每一場試。

一眨眼,三十年過去了,這班第四代香港人熬過考試,穿過現實,長大成人,然後愈來愈多人成家立室,又生兒育女。是的,第四代人不少已經為人父母,他們開始流動,擔正成為「香港家長」的主角。於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終於來臨: 「生完,然後點教?」

第四代人不是沒有想法。深知自己的父母(即第二代)以往從沒任何育兒理念( 「總之讀好書就得啦!」),但正因如此,他們變成家長後,才更自覺地尋找一套合適的做法;他們比以往哪一代家長都明瞭何謂parenting style,更努力上網,吸收知識(如食物安全問題),學習理論(不同的attachment style)。

他們在「求學不是求分數」和「聽聽少年心底夢」的廣告薰陶下長大,對於親子關係和兒童成長都有頗理想的一套想法,當中有很多(包括未有生仔經驗的)甚至把某些說話倒背如流:玩耍最重要、名校如浮雲。

到具體實行呢?這班新任「香港家長」卻發現異常矛盾。一方面,他們準備避免重蹈覆轍,走上當日父母的路。他們真心希望孩子是孩子,童年是童年。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發現當日父母所為不是毫無道理——尤其在競爭日益劇烈的社會環境之下,要保持正常心原來極不正常,對今日孩子仁慈似乎是對孩子將來殘忍。他們不像第二代人般不加思索,催谷學業,但在「功課奴隸」與「天真孩子」之間怎樣達至平衡?他們不懂,又或者,現實根本並不容許。

第四代香港人成為家長,是當下TSA 爭議吵得沸沸揚揚的原因。不難想像,若在以往,就算TSA 練習如何艱深,功課壓力怎樣沉重,當年的家長也未必會高聲反對——像升中試和學能測驗,當日都難引來群情洶湧、全民聲討。或許當中有網絡年代的因素,或許如今學童壓力大上許多,但最核心的差異,還在家長本身。

如今最為TSA 勞氣、最「不願小朋友成為功課奴隸」的家長,許多都是三十多歲——正是第一批「為人父母第四代人」之中最年長的一批。作為家長,他們煩惱,他們掙扎,他們反思。而這一次對TSA,對第二代精英悉心構思的考試制度、操練文化說「不」,正是他們所踏出的第一步。當然,齊聲反對,是否就能迫使政府低頭,這不好說。但可以肯定的,這只會是第一波反響,當愈來愈多第四代人成為家長,這些對教育制度的反思也會愈來愈多。

而這當然是好事——又有誰希望香港的下一代盡是考試機器、功課奴隸,永遠甘當熱鍋上勤力攀登社會階梯的一班螞蟻?反對TSA 只是第一步,要撥亂返正,還孩子愉快童年,路仍漫漫。願新婚友人與有心家長豎起耳朵,放大瞳孔,一同糾結。

Sunday, October 25, 2015

電視真開始?一個時代的終結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0月25日)

一星期前,我在這裏言之鑿鑿地寫:港視落幕,無綫不濟,本地電視快將步入一個時代的終結。而面對前路不通的死胡同,觀眾要不繼續安坐梳化,與大台交往;不然就得另闢蹊徑,接受跨境娛樂。除此(或自挖雙目)之外,身為觀眾,我們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結果才過了數天,這番偉論,連同我的眼鏡,似乎都跌得粉碎。周二下午,電盈旗下的ViuTV宣布明年四月正式開台。發布會上,它還打正旗號,反駁那些動輒把「一個時代的終結」掛在口邊的觀眾,表明這將會是「電視真開始」。

究竟,本地電視是終結,還是開始?身為電視迷,這個問題我不能不答。

雖然香港人對此其實漠不關心。發布會當日,ViuTV先動用三層機關,播放節目巡禮;接着有真人表演,配以神秘燈光,引人入勝;最後由總經理魯庭暉上台,冒汗發言,向全港觀眾詳細講解電視台的開台理念……大費周章,扭盡六壬,只求引起注意。

 「ViuTV」太難念?

可是結果未盡人意。消息公布以後,坊間反應異常冷淡,小部分人為林日曦決戰蔣麗芸的戲碼而微微抖擻,其餘大眾對半年後面世的這家電視台,毫無感覺。此後幾天,翻開報章,查閱留言,討論ViuTV的文章,五隻手指都數得完。很明顯,當下本地電視是開始還是終結,大家根本無動於中。

為何被群眾冷對?有人認為是「ViuTV」太翹口難讀之故:「連台名都讀不出,又怎關心你的節目?」亦有分析指,過去兩年的港視風波,經已令香港百姓來回人間(有牌)又折返地獄(無牌),因此對於電視,大家的情緒早已耗盡。如今無論亞視結業、ViuTV開台、無綫壟斷,甚至是港視復活,都難以影響觀眾心情。

以上說法或許都有道理。但把ViuTV的發布會仔細重溫,我倒覺得大眾集體冷對的深層原因非台名太衰、觀眾太累,而在於這間新電視台的理念,完全顛覆多年來港人對本地電視、電視台的既有理解。

我們怎樣理解「電視」和「電視台」?ViuTV的宣傳片一開始就借用幾位老人家的嘴巴,作出概述:「睇電視最緊要就係睇劇」、「最好買晒外面的大製作返來播啦」、「新電視台當然要有電視大樓」、「挖埋識做戲的藝人過來」、「要成為大台」……無疑全是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對電視媒介的想法。但從發布會上看來,ViuTV準備要走的路,卻跟大家以往認知的徹底相反。

一、實况電視——香港觀眾一直喜歡煲劇。多年來港式劇集之所以膾炙人口,甚至令你喘氣,教我肉緊,全因大眾能夠從公仔箱的戲劇裏窺見現實。程燦乞人憎,因為大家討厭新移民;方展博討人喜歡,因為他有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

ViuTV的說法卻是,「最有戲劇性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生活」,甚至講明公仔箱的年代已經過去,如今他們要「用真人演出人生」。因此,新電視台將會少製作本地劇集,多做實况電視,比如旅遊節目、真人騷。他們說,這些真人將會比以往電視劇的人物,更有人性,更多矛盾,更加吸引。ViuTV的發音跟「Real TV」相近,又強調電視「真」開始,都絕非巧合。

二、開放平台——拜TVB多年孜孜不倦的教導所賜,香港百姓向來將電視與「大」字畫上等號。我們認為電視台要生存,就要討好大眾(例如師奶);我們相信電視台的存在就是要成為大台,建立王國。而要成為大台,吸引大眾,電視台就要覓巨星,做大騷,逼高收視。

ViuTV不欲遵照這遊戲規則,甚至直言「電視不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塊無垠的創意板塊」。於是魯庭暉稱,新電視台會是一個開放平台,不會進行大型挖角或採用固定藝員,他們反而希望鼓勵小型創作,人才流動。也於是,在宣傳片中我們看不見大眾明星,卻找到板塊領袖(如林日曦、方東昇、邵音音、「元秋」)的蹤影。

三、接軌世界——從前,香港電視就是香港故事。大眾打開電視,不單接收娛樂,還得以窺見「香港人」如何生活,因何而喜,為甚而悲。那麼多年來,大家對「本地電視」不離不棄,心存希冀,很多時候都不過於「本地」與「電視」之間那道似有還無的牽絆。

ViuTV卻主張與世界接軌,還表明「我們的創作屬於香港,但不止於香港」。從魯庭暉的發言聽來,他們不希望單純做一間本土的山寨廠,而是期望立足本土,結連世界。所以,他們聲稱會引入一流外國節目,提供高質素的選擇;並嘗試努力製作自家作品,將本土創意結晶輸出全球。

 電視世界三大趨勢


以上三點ViuTV核心理念,顯然跟港人電視觀格格不入。發布會後幾天,基本上沒人談論、分析,正是這種差異的明證——又或者,對於ViuTV的崇高理念,不少觀眾根本聽不明白。但我倒肯定新電視台的管理層,花過很多時間研究何謂「電視」。因為他們提出這三點,確實符合媒體研究課堂上所講,當下電視世界三大趨勢。

一、真人化。很久以前,全世界的電視台都以戲劇掛帥,但隨着九十年代英美有線電視的興起,各家電視台由於競爭激烈,開始發展reality TV的類型,與傳統戲劇相比,它成本較低,亦容易有新鮮感。此後十多年,各類型的實况節目,無論是資訊娛樂節目(infotainment)、真實肥皂劇(docusoap)、遊戲真人騷(reality gameshows),都大行其道,風靡全球。

二、分流化。在網絡年代,資訊爆炸,媒體如細胞分裂。昔日的「大」字是電視媒介生存的不二法門,但今天它開始成為負累。在競爭劇烈加上對手眾多的環境下,如今電視台有的繼續炮製驚天大騷、台慶巨獻,但更多的卻在摸索小眾口味,希望吸引一班臭味相投的觀眾。

三、全球化。媒體愈來愈多,本土的觀眾人口卻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因此,全世界的電視台都要學習全球化的遊戲,有的地方處於文化弱勢,唯有從外地買入適合的大熱節目,有的國家身處強勢,於是不停將創意燈泡,變成可以被複製到世界各地的賺錢商品。

而作為觀眾,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兩年前的香港電視(HKTV)既挖角,又拍劇,為的是牽起是一場「香港式」的電視革命。由於當年革命的內容和理念,脗合長久以來香港人的電視觀,因此成功獲得大眾毫無保留的瞓身支持;如今的 ViuTV 則另闢蹊徑,切入全球電視的大趨勢,志切掀起截然不同(但無人理解)的另類電視革命。

究竟本地電視是終結,還是開始?從媒介或商業的角度來說,它確實正邁向又一個起點;然而若從本土文化的角度考量,就算ViuTV的革命成功,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畢竟它的野心根本就不在於替你我再寫香港故事。正如ViuTV的原名「香港電視娛樂」——對他們而言,香港電視,娛樂罷了。

一直以來,我自認香港電視的擁躉,全因它曾經不單提供娛樂,還意外附送文化意義和香港故事。

但一星期又過去,我愈來愈相信,這些日子已經離我遠去,一去不返了。

Sunday, October 18, 2015

兩年後,香港電視觀眾怎麼了?

刊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

星期四晚,安坐梳化,亮着電視,如常收看近期人人談論的無綫節目《世界零距離II》。聽着方東昇的出色笑話(如「抱得美人龜」)、讀着精美細緻的infographic,看着冷門國度的人情小事,我跟不少(聲稱)近年已經戒看無綫的朋友一樣,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

半小時節目轉眼就過,接下來是晚間新聞報道。招牌背景音樂響起,熒幕上打出「2015年10月15日」,內心忽爾悸動。望着這日期,我突然記起兩年前的同一個晚上,自己一樣安坐梳化,亮着電視,但表情和心情都大相逕庭:那一夜,我跟不少(真正)近年戒看電視的朋友一樣,眉頭深鎖,咬牙切齒,徹夜難眠。

「我不是一個有骨氣的觀眾」

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原來已是足足兩年前的事。

兩年過去,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固然因經年累月的司法覆核而暫時淡出大眾視線,但作為當年今日呼天搶地,大叫「還我遙控」的電視迷,今天竟然遺忘當日一腔熱誠,甚至為無綫的旅遊節目而甘之如飴,我於心有愧。謹在此懺悔:我不是一個有骨氣的觀眾。

偏偏環顧四周,比我更沒有骨氣的香港大眾,比比皆是。港視正式在網上開台前,許多人早早看過各劇預告,於是覺得《四年B班》「好似好好睇」,《惡毒老人同盟》「題材幾新穎」,《Night Shift》「拍得幾有味道」……不少朋友甚至因而信誓旦旦,聲言一定看足港視每套心血之作。由此看來,開台前王維基對劇集收視的預測(每集50萬人收看),其實不過分。

豈料魔童的預測幾乎化成泡影。除了首周有56萬人收看以外,港視的收視此後持續下跌,一蹶不振。到今年中播出(好似好好睇的)《四年B班》的時候,甚至只有約四五萬人在看。三星期前,港視播出最後一齣自製劇集《開腦儆探》大結局,縱然宣告一個港視時代的終結,但關心的普羅大眾已經寥寥無幾。

貪新厭舊、過目即忘,向來是香港人家傳戶曉的看家本領。這個星期,大家最關心的,已經換成了方東昇(甚至是東方昇)今晚還有沒有金句爛gag?《康熙來了》是否真的要改成「康熙完了」?顯然,經過為期兩年的港視歲月,香港觀眾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電視觀眾的兩大陣營

不變的是觀眾依然分為兩大陣營。第一批是傳統的主流觀眾。這些觀眾不一定是大家口中的「師奶」、「婦孺」,但他們的共通點是對電視要求較低。看到《張保仔》有如電腦遊戲的特技畫面,望見陳凱琳有如中學生演話劇的肉緊演技,他們都無甚所謂,只管攤坐客廳,繼續收看(或收聽)。

還在貢獻慣性收視的原因,當然不是這些觀眾跌壞腦袋,而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電視的功能就是為市民提供娛樂,哪怕是最膚淺的,最表層的免費娛樂。若你逼他們看港視的劇集,他們會大打呵欠(如《選戰》),漲紅着臉(《大眾情性》),最後掩臉不看——就如新一代觀眾對待無綫劇集的態度。

另一批觀眾則主要是年輕人,但也不一定以年齡劃分。對於電視,他們比較貪心。這班人看電視,不單要求(某個標準以上的)娛樂,還希望從小箱子裏看到新事物,摸到新世界,以至對個人自身有所啟發。於是,他們矢志戒看 TVB,並善用各種途徑,擴闊看電視(在「睇無綫」以外)的可能。

為此,這班觀眾會按照喜好,從英、美、日、韓、台等地五花八門的影視產品中挑選適合的,每日收看。喜歡時事政治的一早為House of Cards着迷;鍾情華語世界的娛樂八卦的,很少不追看《康熙來了》。近日正在為蔡康永退出而驚訝而哀慟的香港大眾,都是這邊陣營的忠實擁躉——十二年來,這節目(而非Big Boys Club和《姊妹淘》)可算陪伴他們年長。

這兩大陣營存在已久。曾經有人期望,港視的出現能夠將兩個陣營部分成員,統統吸納:看慣大台膠劇的,也許會驚覺原來「偷聽」和「煮個麵你食」等情節不是戲劇唯一元素;離棄本地影視世界多年的第二批觀眾,也似乎會因題材破格、質素不俗的港視劇集而重燃對「港劇」的支持。

於是,港視開台之初,確有不少孝順子女為父母(視力健康)着想,親力親為,教他們一同收看《警界線》和《來生不做香港人》,親眼所見,不少慣看大台節目的觀眾(如我媽)也因而眼界大開;與此同時,不少年輕人亦因為對「香港電視」的獨特感情,自動自覺,瞓身支持,部分甚至誇張直言,「連廣告都睇埋」。

那麼,為何最後兩邊陣營都對港視劇集不怎樣受落?這兩年的香港電視歲月,至少可以令我們對「觀眾」多了兩點認識:

一、觀眾慣性不是沒來由。

港視開台之初,不少人貪圖新鮮,爭先恐後下載程式,試着用新方法收看電視。但隨時間推移,新鮮感逐漸消散,新方法卻反過來成為負累。跟一開電視就有得睇的無綫相比,要求觀眾做足上網、登入、選劇集、按集數,看廣告等步驟的港視始終略為不便。別看輕這些微差異,電視本來就是最懶惰的媒介,一點點的不便已足以妨礙觀眾睇電視追劇習慣的形成。

二、觀眾選擇愈來愈精明。

一直以來,許多人都將電視觀眾看成「受眾」。特別是香港的觀眾,只懂接受,不懂說「不」。這段港視日子卻正好說明,在慣看大台的觀眾以外,不少香港人其實並非「受」眾,他們也懂選擇。就以港視劇集為例,我認識不少朋友其實真的看足了港視17齣劇——的首集,然後頓覺許多都不太吸引,便告放棄。

香港觀眾不少人有情有義,但同樣時間有限。因此,在這個資訊爆棚的年代,大家老早學懂做個精明的媒介消費者。對於港視,我們會寄以同情,努力收看,但看到《選戰》,不少眼神銳利的觀眾瞥見House of Cards的影子;看《歲月樓情》,鼻子靈敏的甚至嗅見無綫劇集的味道……許多人因而轉身離場,改看英美日韓台的其他佳作,其實情有可原。

這個星期,無綫《世界零距離II》的走紅,只是香港觀眾愈來愈精明的又一體現。你以為大家痛恨大台,矢志禁足客廳?收視數字偏偏訴說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只要笑話(和節目內容)夠出色,infographic(和幕後製作)夠精緻,香港觀眾願意收起賤嘴,不計前嫌,再次安坐梳化,亮着電視,然後看得津津有味。

不過《世界零距離II》恐怕只是例外,畢竟你很難要求將軍澳堆填區(又名「電視城」)的爛制度,能生產出色的節目。於是,港視落幕以後,沒要求的觀眾當然繼續沒有要求,但有點要求的觀眾又恐怕只得再次投入跨境娛樂。

好消息是,精明的觀眾一定繼續有電視看;壞消息是,這些作品肯定不是來自香港的電視。

兩年過去,香港觀眾身處這兩難局面。

Sunday, October 04, 2015

我們為何恨港鐵

十月一日晚,如常坐地鐵歸家。

步進站內, 如常「嘟」一聲入閘,如常登上扶手電梯,然後如常在月台碰上一群身穿黃色制服的港鐵職員向乘客指手劃腳,呼籲大家小心腳趾、緊記排隊、切勿衝門。

情景一切如常,但我發現自己心跳和心情竟然並不如常。

心情比我更加反常的百姓,偏偏大有人在。過去兩周,由港鐵職員主演的荒謬鬧劇反覆上演——先有古箏女生被黃色制服包圍,禁止上車,後有武術棍老翁被職員警告,無奈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同場加映年輕音樂人自彈自唱,以一句「地契嘅嘢我諗我比你熟少少」,擊退上前執法的港職職員……這段日子,提起港鐵,人人自動自覺,放大瞳孔,破口狂罵。

這種集體忿恨,令我有點意外。老實說,我認識的香港平民之中,大部分不懂看五線譜(只看《無雙譜》),對於小喇叭以外的樂器,素來也少有感覺。

早幾晚路過文化中心,遇上年輕人街頭獻唱,我發現不少路人習慣裝成石像,收起掌聲,吝嗇問候,有時甚至送上白眼,投訴噪音。港鐵不尊重音樂固然值得批評,但香港百姓呢?其實也好不到哪裏去。

港鐵的兩層意義

如此看來,這次群眾之所以情緒翻滾,(用毫不幼膩的語言)問候港鐵,明顯跟「港鐵不尊重音樂(人)」、「前線職員執法不公」這些冠冕堂皇但個別零碎的問題,扯不上太大關係。

更主要原因,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我們不愛港鐵,甚至乎,我們恨港鐵。外人聽起來或許失笑——港鐵只是一間上市公司,談何愛恨?很可惜,對於普羅百姓如你我而言,港鐵明顯不止是一家年年有錢賺的公司(及發展商)。它至少還有另外兩層意義。

一、港鐵作為交通工具——小學常識書有教,香港是彈丸之地,人口密集,能夠高效率地運送大量乘客的鐵路系統,自然大派用場。以下不是廣告,但港鐵服務的準時、舒適、效率,卻確實教曾在異國地下鐵吃過苦頭的香港人,深感自豪。近幾年,我甚至聽過有年輕朋友說自己抗拒前往沒地鐵接駁的地區,「我唔識搭車去嘛」。這多少反映香港過分着重鐵路發展的城市規劃問題,但亦側面印證作為交通工具,港鐵對香港人如何重要。

二、港鐵作為生活空間——全港百姓最為共通的日常生活經驗是什麼?多年前可能是「睇電視」,但隨着電視衰落,但如今榜首似乎換成了「搭地鐵」。亦因如此,在地鐵世界發生的種種事件,無論是涉及應否讓座的爭議,有關「左行右企」應否廢除的討論,以至一幕幕在車廂內上演的真人騷(如罵戰、互毆、纏綿),每次準會引起牽然大波。

港鐵的空間,以及「搭地鐵」的經驗,根本與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分不開。

這些年來,香港人跟港鐵關係密切,既因為作為交通工具,它快捷、方便、有效率,也因為作為生活空間,它貼近平民,容許各種事情一同發生。可是,愛的反面正是恨。如今港鐵在大眾心目中地位低迷,同樣拜這兩層意義所賜。

作為交通工具,它已無復昔日的可靠。

曾經大家以為,搭地鐵必然是最穩定、最便捷的選擇。可是近年,這金漆招牌卻搖搖欲墜。列車延誤之多,為不少乘客留下擠在無邊際月台人潮的陰影。有時跟老弱婦孺同行,又要為應否登上人頭湧湧、長期滿座的地鐵而費煞思量。

當然,就算大家對這交通工具滿口怨言,乘客數字也不會應聲下跌——不少人毫無選擇,只得邊鬧邊搭。

正因如此,近年每逢港鐵出事,無論事情是大是小,大眾怨氣準會立時爆發。

近日古箏女生被逐,結他男生被逗,明顯正是集體不滿情緒的最新燃料。被交通工具惹怒,看似是「小事化大」、「任何事都搞群眾式鬥爭」?大概葉國謙太善忘, 1966 年導致全九龍騷動的, 也不過是天星小輪加價五仙罷了。百姓對交通工具的恨,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作為生活空間,近年的港鐵同樣教人慘不忍睹。對於家住市區的香港人來說,過去幾年的分別或許不算明顯,可能是人多了,空位少了,但除此以外沒大不了。但對於家住東鐵沿線的乘客而言,生活空間被壓縮的慘事,卻是每日上演——我的上水朋友時常自嘲,每早乘地鐵上班,時而有種身處貨卡的錯覺。毫無疑問,這正是大眾愈來愈痛恨港鐵的另一原因。

我們為古箏女生和持棍老人抱打不平,表面上是由於他們處境可憐, 「唔知之後搭咩車好」,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大家眼見過太多更大件的貨物、太多更面目可憎的乘客。我們恨的,不單是港鐵的雙重標準、執法不公,更加是這種處事手法、欺善怕惡的態度最終帶來的惡果——香港平民的生活空間大受擠壓,日常出入有若身處貨卡。若說政策過分側重內地利益的港府,乃如今港人感到家園被入侵的兇手,那麼執法不力,容讓中港矛盾隨時上演的港鐵,恐怕也算得上是幫兇之一。

而許多人未曾察覺的是,近年港鐵還成為了大社會的小縮影。何謂縮影?入閘後的「小社會」,跟入閘前、你我身處的香港社會,竟然愈來愈相似——管理上,它由「積極不干預」變成「適度有為」( 於是致力提醒乘客「小心腳趾」、「緊記排隊」、「切勿衝門」);執法上,它的職員跟香港警察一樣權威行先( 「我根據港鐵附例執法」)、道理(或地契)殿後,有些時候甚至會重蹈覆蹈,跟警方一樣犯下欺善怕惡、執法不公、雙重標準的毛病。

至那麼,身穿黃色制服的港鐵職員,為何會愈來愈像警察?港鐵管理層的處事作風,又怎麼愈來愈向政府靠攏?這恐怕不是三言兩言能夠解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眾今天恨港鐵,絕非源於對個別小事的不滿,而是對整個「港鐵社會」的不信任。

這股不滿浪潮,絕對不是港鐵多賣幾次廣告,多派幾次小恩小惠,就可以消除得到。正如百姓對政府的忿恨、籠罩於我城上空的陰霾,多燦爛的國慶煙花同樣遮蔽不了。

Sunday, September 20, 2015

Dislike的藝術

周三早上,Facebook 總裁Mark Zuckerberg 公布正在研發(類似)Dislike 的按鈕。一項小小的新功能,卻引來大小媒體爭相報道,態度之雀躍,就彷彿即將面世的乃媲美燈泡和電話的驚天發明。

坦白說,對於這個不少人引頸以待的按鈕,我其實沒太大感覺。原因很簡單:如此時代,如此香港,有沒有一個拇指向下的按鈕,或許無關痛癢;面對每天在耳邊打轉的高官謬論、惡俗玩意,香港人該如何表達,甚至應否表達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媒體對小小的dislike 按鈕嚴陣以待,也不是無的放矢。畢竟十年之前,又有誰能料到一個微不足道拇指按鈕,竟會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改變放在香港人身上,似乎尤其明顯。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上最多人舉起的指頭,不是拇指,而是尾指(甚或中指);言談之間,大家少談「我最喜愛」,多講「最衰都係」;就算偶然說句I like it,半秒後也要緊接着but 字,然後蹙起眼眉,裝作專家,大肆批評。這裏不是正能量永遠滿瀉的西方社會,香港大眾從來不是善男信女,Like 更加從來不是香港文化一部分。

過去十年,Facebook 的小小按鈕,卻似乎改變了香港人亂豎中指、口出狂言的壞習慣。如今每天攀爬上網,我們已經習慣以like 代替說話——親戚生日,我們身動動指頭,送上祝賀;好友結婚,我們舉起拇指,祝福白頭。為了換取朋友讚好,大家甚至開始不自覺地多講合宜說話,少作無謂呻吟;多跟寵物(還有美食、小孩)合照,少以真面目示人。於是翻開香港人的面書,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表面看來,多麼美好。

但不過是表面而已。經過多年練習,香港百姓早已習慣如何在一個只有like 的世界裏, 表達dislike——身邊朋友家人患病,已經很少人蠢得衝前,盲目讚好;三歲難民伏屍沙灘,我們自動自覺,以留言「RIP」代替拇指。就算Mark Zuckerberg不打算研發dislike 按鈕,香港人亦老早自行摸索,發明一套應對不幸、流露哀愁的習慣。

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人捧着自行研發的dislike按鈕,大力按動。走在街上,翻閱媒體,不難察覺群眾之間的兩股dislike 浪潮。

第一浪由「特首超然論」觸發。上周六,張曉明在論壇致辭指出,不管回歸前後,香港皆非三權分立,而特首梁振英的法律地位,更是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言論一出,全港嘩然。很多人之所以情緒激動,破口大罵,都並非因為擔憂香港法治受損、價值崩壞;而是痛恨張曉明口吐狂言,漠視現况,甚至為講而講。中聯辦主任的胡言亂語,教特首飄然,也令香港有腦之人立場一致,一同dislike。

超然論+ 女子組合dislike 浪潮

另一股浪潮的源頭,則是一段四人女子組合的歌舞片段。連日在網上瘋傳的表演,短短四分鐘,卻令人留下深刻(負面)印象,不論舞姿、歌聲、化妝、服飾,以至字幕,全部錯得離譜,引人側目。於是萬千網民半掩著臉,強忍耳痛,把歌曲聽完一次又一次,然後寫下恥笑語句,將之捧為「香港流行樂壇又一經典( 繼天堂鳥後)」,在朋友之間奔走相告,人人捧腹大笑,個個花生亂投。

facebook 有沒有dislike 的按鈕,顯然無損香港人的興致。聽到高官超然謬論,看到四女惡俗表演,大家習慣無視拇指,邊鬧邊睇,甚至邊睇邊傳。

毫無疑問,這是長久以來香港大眾於網上表達dislike 的最常見方法。

網上謾罵恥笑, 有用嗎?

但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醒覺:這套方法究竟有沒有值得質疑的地方?要表達對某些言論(如「明張目膽」)的厭惡及不屑,在網上謾罵恥笑以外,我們還有沒有別的發洩方式?這些疑問大多並非發自道德的反省,而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因為一窩蜂的聲討與訕笑,未必換來大家希望見到的結果。

就以「超然論」為例。原本不過是一位官員的狂言亂語(甚至是舊調重彈),卻因引起公眾激烈迴響,而連日在社會輿論重地反覆發酵。連日來社運領袖、泛民議員、人大代表、昔日高官,甚至首席法官,逐一露面以回應「超然偉論」;梁振英、袁國強、譚志源也厚着臉皮,連番解畫。

一句廢話最終竟能擾攘一周,不少港人的內心,比特首辦助理處長黎日正更加難受。

面對令人反胃的萬千世事, 如什麼時候應該dislike,什麼時候應該冷淡處理?這是香港有心人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些情况比較容易處理——「超然論」踐踏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事關重大;張曉明是中央駐港的最高級官員,他的一言一語絕對不止代表個人立場……因此我們需要不厭其煩,表達dislike。為了重申香港獨有價值,我們甚至應該模仿馬道立企硬立場,學習任建峰勤寫文章。要抵住赤化洪流、官員謬論,香港公民人人有責。

然而若擺在眼前的,不過是一條無關痛癢的歌舞短片?那鐵定是另一回事。經過大眾以及媒體接力宣傳過後,四女的歌舞片段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次欣賞。負責監製此歌的創作人接受媒體訪問時慨嘆,這首歌「騎呢才多人留意」,反觀網上很多獨立樂隊用心創作,炮製優秀作品, 「為什麼大家不去聽?」

作為聽眾,你或會反駁:喜歡欣賞甚至分享騎呢事物,本來就是人之常情。媒體煽風,聽眾願鬧,組合願捱,環環緊扣,你情我願,似乎影響不了什麼。這或許沒錯,但流行創作以至大眾媒體的操作往往與市場息息相關,大家今天的訕笑聲,或許明天就成為了更多惡俗作品推出市面的誘因。

壞品味的惡性循環

試想像你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創作人。本來為了讓更多的觀眾看見自己的作品,最正路的方法是默默耕耘,多作磨練,期望炮製真正優秀的傑作,受媒體青睞,獲觀眾欣賞;但如今遊戲規則已然扭曲,作為創作人,眼見傳媒、大眾最熱中討論的乃是騎呢作品,你會怎樣想?是繼續被動地期待「好歌有好報」,還是轉身走上那條最低成本的捷徑,極速竄紅?當然,後者最初或引來謾罵嘲笑,但大眾向來善忘,要洗底又有多難?

結果,大家今天對壞品味的dislike,他日卻換來更多惡俗劣作、更多令人dislike 的作品。這個惡性循環,恐怕比女生的拙嫩舞步、短片的製作粗疏,更加可笑,也更加可悲。

面對如此時代、如此香港、如此媒體, 如何dislike、應否dislike,恐怕才是當下你我急需思考的大問題。

Sunday, August 30, 2015

何韻詩與毛記——烏雲裏有曙光

上星期,何韻詩在伊館舉行一連六場「十八種香港」演唱會,我夾在一眾「香港兒女」(鄧小宇語)中間欣賞演出,結果全程又喊又笑,五臟六腑不停翻滾。完場以後,盤點心情,竟發現自己鬆了一口氣。說來慚愧。我素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過去半年只看過一次演唱會——且是老氣橫秋的「顧嘉煇榮休演唱會」。那夜在紅館,我一邊欣賞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等「Sunday 靚聲王」唱出一首首經典金曲,一邊發現,當下香港流行文化頭頂原來有兩舊烏雲,正在打轉。

名叫「大台」和「時代」的烏雲第一片烏雲,名叫「大台」。以往港式流行之所以流行,甚至被擺上神枱,奉為經典,背後都有大台撐腰。顧嘉煇演唱會一播起陳年劇集片段,觀眾就雙眼發光,感動流涕;電視主題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很明顯,沒有無綫電視的日夜浸淫(或荼毒),這場騷肯定不會全場爆滿。流行文化的大台,如無綫、商台,正有這種魔力。

可是近年大台老化。無綫成年輕人笑柄,早是老生常談;但連自命青春的商台辦起年度搞笑大騷,台上娛賓的七位明星幾乎全部年過四十,卻令人始料不及。同時,在這個講求靈活生產、快速反應的新時代,大台的商業取態(不能得失廣告商)、其文化生產線的繁複架構,以至它跟其他大台(如唱片公司)千絲萬縷的關係,又注定令它跟「靈活」二字扯不上關係。曾經叱咤一時的大台,對新一代的影響今天在衰減;昔日依賴大台生產流行文化的必勝方程式,如今舉步維艱。

第二片烏雲,名叫「時代」。香港流行文化(曾經)令人笑中有淚,全因它能夠切中時代,挑撥情感。這並不是說,每件流行作品都要(像《撐起雨傘》)背負責任,宣講政治,改寫歷史。但大眾心情往往被時代氛圍所牽扯,流行文化要俘虜百姓芳心,必須足夠敏感,抓得住平民脈搏、你我心事。

流行文化 要游走於個人與社會間

尤其身處如此時代。雨傘運動落幕以後,社會百姓普遍身心俱疲。大家不致討厭政治,但內心仍有萬語千言,尚待整理。流行文化要重新介入,很難流於純粹娛樂的層面(回憶掛帥的《羅生門》或是例外),反之要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適當游走,炮製出雅俗共賞、令人時而拍掌時而落淚的全新產品。老實說,又談何容易?

頭上有密雲的流行標誌,就如何韻詩。以往她有大唱片公司蔭庇,要派歌賣碟做訪問搞演唱會,既有人打點安排,亦有大台宣傳,將生產線上的作品推到大眾耳中。但傘開以後,她變身獨立歌手,跟不同大台關係疏遠,大小事情更要親力親為一腳踢;同時間,她又要面對時代敲門、歌迷期許:雨傘洗禮後,她的音樂會往哪裏去?能否摸到脈搏,喚醒集體心碎的同路人嗎?今年的何韻詩,有如流行文化的新人,由零開始。

是有種人敢於舞台明志

六晚的演唱會,結果成為這位新人對烏雲作出的回應。大台(以及相關的商業贊助)沒有了,她專注於伊館的細台,跟志同道合的伙記由最微小的社區開始做起,落手落腳,靈活應變,善用網絡,口耳相傳。最終,沒錢買起紅隧廣告板作宣傳的「十八種香港」,依然一票難求。

演唱會舞台也成了何韻詩訴說時代,甚至藉此明志的地方。開場時她混入觀眾席上放聲高歌,表明自己既是「光照萬民」的流行標誌,又是深入群眾的「人民甜心」;何韻詩出道作品多屬情歌,但少談兒女私情、多講社會時代的這場騷,她少唱《化蝶》,多唱《是有種人》,甚至刻意將《沙》配上MichaelWolf 鏡頭下的密集樓景,將情人密語顛覆,變成對荒謬社會的控訴。

眼下香港的百姓心事,亦在舞台上若隱若現:《美麗新香港》的編曲,刻意插入《東方之珠》、《鐵塔凌雲》和英國國歌的旋律,拼湊出平民百姓因「光榮之家」崩壞和淪落而生的哀愁;由兩代佔領者唱出的《世界變了樣》,以及結尾何韻詩自彈自唱的Dear Mr.President,更是台上歌者代表廣大百姓向當權者所發出,既溫柔又暴烈的時代吶喊。

毋須看大台面色,事事親力親為;回應時代大小事,深入群眾高歌……毫無疑問,何韻詩作為「新人」,她的演唱會是對(自以為)烏雲密佈的香港流行文化,一次當頭棒喝。

呼應時代用絕望換回歡笑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的另一新人,亦有在六場演唱會上現身。它的名字,名叫「毛記電視」。

「毛記電視」是由《黑紙》、《100毛》班底創作的網絡電視平台,今年5月啟播,每日上載兩至三段短片,旨在諷刺時弊,娛樂大眾。聽起來不過爾爾,但三個月過去,這毛牌電視台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尤其是廿幾三十歲那一代,不少人每日追捧頭破血流的東方昇,參拜外表可愛的盤菜瑩子;《勁曲金曲》每周諷刺世情的改詞作品,如《亞視永恆》、《中東與綜》,大家甚至琅琅上口,背誦如流。

原本以山寨形式製作的網絡電視,甚至被搬上何韻詩演唱會的舞台,上演六場《勁曲金曲優秀選》,更大受現場觀眾歡迎。不算巨星的王宗堯、河國榮等一上台,觀眾就雙眼發光;惡搞金曲前奏一響,大家感情就來,隨即合唱……老實說,我有點意外。

跟許多(雙眼生在頭頂的)有識之士一樣,我最初對毛記電視無甚感覺,甚至認定它難敵烏雲:一方面,它只是網絡電視,受眾有限,就算引來青睞,也始終難敵「大台」;另一方面,身處如此「時代」,看似只懂抽水,流於搞笑,聊博一粲的它,怎看也玩不長久。

豈料在大台和時代的烏雲下,毛記電視卻走出另一條路。若說何韻詩的成功,在於能夠在大台以外另闢蹊徑,那毛記電視則更厲害,它看準年輕一代對大台的複雜感情,於是化作藤蔓,吸收大台養分,挪用無綫的節目(《星期三檔案》)、聲音(韋家晴)、藝員(如Joe Junior、河國榮、方健儀),進行二次創作。可以說,沒有曾經黃金的流行文化,沒有輝煌一時的無綫電視(甚至亞視),毛記電視根本不會存在。

毛記也在呼應時代。許多人以為它抽水成性,只懂翻炒政治笑話,偏偏這種玩法卻意外切中集體鬱悶的大眾需要。面對種種荒謬世情,年輕人不再追求呼天搶地式的情緒起伏,反而期望媒體消化世情,炮製甜點,用絕望換回歡笑。同時,毛記在抽水以外,亦有炮製正經八斗的時事短片,講愛護樹木、珍惜寵物……對於時代,這位新人無疑相當敏感;它能夠引來販夫走卒、傳播學者(馬傑偉)一同叫好,絕非偶然。

當然,何韻詩與毛記電視當下的成功,或許只是鏡花水月,難以長久。但兩位「新人」的作為,至少在告訴我們:香港流行文化可以如何適應時代轉變——以蠻勁、真誠和創意,在滿城密雲下露出一絲曙光。

Sunday, August 16, 2015

怎麼砸破信任才是勝利

不是危言聳聽,這段日子活在香港,確有「地球很危險」的感覺——扭開水龍頭,我們怕眼前食水「鉛鉛不絕」;接到陌生來電,我們怕話筒的另一端不是政府權威,而是狡猾騙徒;走在林蔭大道,我們既怕大樹塌下壓傷途人,但更怕的,是這些植根多年的好鄰居,會在一夜間被突擊斬首……這些「危險」,有的關乎身家性命財產,也有的牽涉無以名狀的感覺。細碎的感覺,也是香港人安居樂業的基礎。

風險處處,危機四伏,那怎麼辦?香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港人本來喜歡講個信字


這個「信」字,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是一件奇妙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常人會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毫無保留,奉上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跟關係、身分、經驗,息息相關。對相處日久的家人,我們可以攤開雙手,徹底信任;但對電視上的謝賢和曾江,香港人怎也不敢盡信——因為我們不信「藝人」會在鏡頭前展露真性情,更不信「藝人」的舉手投足,可以跟宣傳無關。

有的身分(如「藝人」),會令香港人信任盡失;但也有的身分,永遠令市民大眾充滿好感,例如「專家」。雖然這些專家,百姓大多素不相識,然而基於他們的學歷、專業、銜頭,大家自然奉上真心,付出信任,從而填補資訊的縫隙——於是,世界上有幾百樣人,我們只信醫生一個;於是談起樹木生長,在榕樹頭擺檔多年的阿伯,怎也及不上「樹博士」詹志勇的一句話。這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令我們知道哪些水可以飲、哪些樹底可以行,什麼人比什麼(藝)人的話更值得留心。

但這也不是「信」字的全部。社會學家說,「信」除了建基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人與社會機構之間。一個人可以相信學校,相信政府,相信警隊,甚至相信中聯辦。大家所信的,不是這些機構裏的特定對象( 例如梁振英和張曉明),而是機構背後象徵的權威和合法性。香港人相信政府部門為人民服務,於是稅局來信,我們二話不說填寫個人私隱;大眾相信銀行系統嚴謹,因此願意將半生心血擺放其中……近日流行的騙案中,受害人之所以上當,也正因為這份對機構對權威的信任。

涉及「中聯辦」、「內地官員」的騙案,卻是鏡子的另一面——平民百姓被騙倒,當然不因為真心信服大陸權威,而是相信在這班人的處事手法中,金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心裏相信的,不是神州大地的法治制度,而是天朝中國制度失效。

信任來自制度

而這正正是中港之別。呂大樂曾經說過,市民天生不相信政府,是很正常的事。但正正因為大家的不信任,現代社會的政府才有需要想盡辦法,建立規章,設定制度,令擁有權力的機構以至大權在握的官員,也要跟隨程序,妥當辦事;天生多疑的平民百姓才能因此放下戒心,安居樂業。很明顯, 「信」理應是一個過程。

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攜手見證這個過程。由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逐漸建立起一套大家賴以自豪的程序和制度。今天看來,這套秩序有的確實夾雜過多神話的味道,但不能否認的是,它確實令香港大眾逐漸懂得講個「信」字——就算大家不信任政府,但起碼可以對健全的制度,投下信任一票。

譬如說,我們從何時開始相信警隊?就算在街上與警員狹路相逢,也不會雙膝狂震?是在廉政公署成立、有獨立制度監察警隊運作以後。又例如,由港英時代開始,政府開始構築諮詢制度,成立專家小組,設立一個又一個委員會,最表面的原因也是令市民覺得有人代表自己發聲,因而信任政府施政。

雖然民調顯示,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浮動(近期更徘徊谷底),但至少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上,這個「信」字,確令我們度過不少危機,甚至很自然地,對埋藏身邊的種種風險(如鉛水、地溝油)無知無覺。

只是這個「信」字,近年逐漸消失。活在香港,我們開始分不清楚什麼值得相信,什麼不——政府部門聲稱食水安全,但政黨說不,那怎麼辦?於是我身邊有不少朋友開始自行驗水,求個安心;路政署、土力工程署對榕樹石牆各執一詞,誰更有理?樹博士說樹木健康,但樹木辦卻堅持要斬樹,那我們身邊的大樹此後怎辦?於是網上開始出現「民間樹木辦」群組,學效波士頓的Adopt a Tree 活動,民間自發,監察政府會否對古樹無故動起手腳。

沒有信任的社會才最危險

要建立信任,是一個經年累月的歷程;但要摧毁信任,卻可以是一夜之間的事。這些年來,香港大眾好不容易建立起對平民,對專家,對政府,對制度的信任;但隨着制度起了裂痕(例如斬樹決定不用諮詢區議會,更毋須知會專家),這份得來不易的「信」,也在日漸崩壞。

當然樂觀的人會說,這沒所謂呀,若政府不可信,反而能興起公民社會的自發關注,唱起葉倩文名曲《信自己》,也未嘗不是好事。但身為香港人,我們不能不思考的是,若長此下去,假若有天香港不幸像天津那樣發生大爆炸,我們又能夠相信誰?死傷的究竟有多少?留在現場呼吸安不安全?今後消防員的救火技巧仍可信嗎?如果不能從政府機關找到可信的答案,我們將會非常手足無措。

因為沒有信任的社會,恐怕才最危險。

Sunday, August 02, 2015

胸部不是武器, 但又是什麼?

過去幾天,繼「盧醫生如何倒地」後,香港上空再次出現一條連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外國媒體都解答不了的一百萬問題—— 「胸部是否武器?」為了聲援胸部、討伐體制,不少男女高聲搶答( 「黐線!」),籌備上街( 「胸群而出!」),自拍心口( 「#反對女性胸部被視為攻擊性武器」),甚至重唱金曲( 「我我我我我有胸部」)……剎那間, 「胸部」成為全城熱話。但老實說,作為一個傳統的香港人,單是上一段寫了六個「胸」字,我已經滿頭大汗,渾身不自在。

不自在,可能因為公開談「胸」,一向不是香港社會常態。多少年來,胸部(尤其是女人的胸)一直是藏於百姓心底的特大禁忌。我們平日閒話家常,可以品評自己的樣貌不夠標致,也可以嫌自己腰太短、腿太粗。但胸部呢?不是不介意,只是要宣之於口嘛, 卻又不自覺面紅耳赤, 心臟亂跳。萬千中學女生, 為了掩人耳目(不是懷孕而是身材),更願意挑戰人類極限,在攝氏33 度的烈日當空下,穿長袖毛衣外出吃午飯。

然而, 這不過是禁忌的一面。一方面,香港人害羞成性,最怕自己的胸部成為話題,但另一方面,大眾又熱中對着別人胸膛,指手畫腳——作為一般香港人,我會記得小五時候,男同學們為身材豐滿女同學起花名時嘴角的竊笑;更會記得,這些年來八卦雜誌和獎門人為一眾娛圈雌性身材而開的惡意玩笑……對於胸部禁忌,有人手足無措,有人心邪偷笑。

關於心口的社會共識

當然,沒有人天生對胸部敏感。一個人對身體器官的認知,也不是從天而降,乃是後天建構。香港女生自小被年長老師教導,胸部有別身體其他地方,是神聖不可侵犯,也是神秘不可輕談;與此同時,香港傳媒致力針對胸部,煽風點火,將身體器官化成稀世奇珍,把女性胴體變作男性恩物。卒之,在社會教化與媒體挑撥之下,香港百姓對女人胸部的形態(不能下垂)、大小(一定要適中)、使用方法( 不是生產母乳, 便是牀上用品),都有頗為一致的共識——而這份共識,少有言詮,只能意會。問題是,這份共識合理與否,主流社會永遠無半點質疑。這兩天全城談「胸」,我趁機漲紅着臉,向身邊的女性朋友打聽, 結果發現, 她們在「不是武器」的口號以外,對於胸部(及其社會共識),其實有許多控訴和不解:有平胸朋友坦承,自己想了廿年, 也不明白為何胸大就是身材好;有打開心扉的朋友抱怨,夏天穿背心出街,總會引來雄性動物的「好奇」目光;同性戀友人則直言,自己其實也不想束胸做人。

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坦白講, 以上心事( 即「心口的事」),身為男人的我,其實毫無感覺。甚至乎,跟天下男人一樣,我從來沒想過,女人會因為胸口那兩團肉(又或心口沒有兩團肉)而受到什麼困擾—— 就算有, 相信也是女權分子、婦女團體、乳癌學會的宣傳伎倆而已。

但最近兩天,我的想法開始改變。周四早上,被指「胸部襲警」的女示威者被判囚三個半月,全城嘩然:有男生一邊竊笑,一邊開玩笑: 「來襲擊我吧」;有女生破戒挺胸,直斥判決荒謬;還有藝人發起一人一相運動,宣告「胸部不是武器」。望着相片中的「胸部×武器」字眼,我反而有別的想法。

胸部確實是武器——不過不是女示威者襲擊警員的兇器,而是父權社會用來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性別研究學者Marilyn Yalom 多年前撰寫A History of the Breast 一書,開宗明義,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乳房的歷史。她發現,一直以來乳房的社會意義, 以至於藝術作品呈現的形象,都不斷地改變,但問題是這些改變,卻往往從男人角度出發,女人無法左右。

提起胸部,嬰兒想起食物,醫生聯想疾病,商人看見鈔票,男人馬上想起性(胸即是色!)Yalom 因此反思:「乳房是女人身體的部分,但它屬於女人嗎? 」她說, 回顧整個乳房歷史,男人與建制一直企圖將女人的乳房,以至跟乳房相關的社會共識,據為己有。這正正解釋了為何胸部都是香港大眾的禁忌,教中學女生面紅,令八卦雜誌偷笑。

應當擴展關注女性自主

如今政權不義,裁決荒謬,大家因此打出「胸部×武器」的標語,希望別人從由此關心事件,這絕對是好事。但除此以外,我們又能否多行一步,真正關心女示威者,以及其他有血有肉女示威者的自主問題?

我記得佔領期間,有長期守在前線的女性朋友嘀咕,每次衝突發生,總有一班男人衝出來跟她說: 「女仔之家,企返後排啦!」她生氣,又說不出話;如今「胸襲案」宣判,她更加抖震: 日後女示威者無論是走上前線,抑或衝擊防線,恐怕都要面對更多的心理關口——正如新婦女協進會聲明所寫, 以後女生在混亂中被非禮, 恐怕也怕被誤會, 不敢挺身舉報。這,恐怕才是今天我們最需要深切思考的問題。

當然,每次談到「女性自主」、「父權社會」、「性別意識」這類字眼,準會令人聯想起向來不受社會大眾歡迎的女權主義,以及視男人為洪水猛獸、主張焚燒胸圍的婦女團體。但就如發起「胸部×武器」行動的藝人葉蘊儀在新書裏的反思—— 「其實我的女性主義只是希望能讓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能得到平等的對待,包括教育、婚姻、自主及尊重等」。如此,我們又為何要囿於「女權主義」這個沉重的框框,而放棄這種爭取?

當外國女星如Keira Knightley,去年也脫去上衣,在鏡頭前展示無添加的平胸,藉此向大眾宣告:女人身體就是戰場(women's bodies are abattleground),香港的女藝人要繼續扮演斯德哥爾摩病人,被媒體大眾一同調戲;還是學效葉蘊儀,努力試講女人們心裏的二三事? 這也是好問題。

「胸部襲警案」無疑教人悲哀,但在疾呼荒謬以外, 我們可以開始對胸部,對女人,展開不一樣的討論;胸部當然不是襲警武器,但它也絕對不應該成為父權社會鞏固性別意識、剝奪女性自主的武器。

Sunday, July 19, 2015

救救大人

六歲女童推出童萌寫真,全城嘩然,群情洶湧。香港百姓本來對書展爭議(簡直是每年一度)大打呵欠,但看過寫真集裏的照片,無不抖擻精神,破口大罵,直呼離譜。就連我身邊雙腳最為離地的朋友,也憋不住發聲: 「黐線!我點都唔會畀個女拍咁嘅相!」結果兩日之內,群眾睜大雙眼,鬥噴口水,萬箭齊發,最後異口同聲,留下三點基本共識。

一、淫者意淫,純屬藉口——攝影師最初辯稱寫真「無露出任何器官」, 「唔明點解大家要用有色角度去睇」。換言之,香港人思想淫邪,見樹不見林,甚至「就算見到棵樹都會諗衰嘢」。有識之士連忙借用羅蘭巴特,點出色情向來沒客觀標準,但一幀影像的構圖、用色,以至模特兒的姿勢和嘴角那點雪糕,卻永遠符號滿瀉,建構睇法。因此,若然大眾集體心邪,那攝影師肯定有份唆擺,不容抵賴。

二、稚子無辜,保護兒童——事件之所以掀起全城關注,全因主角是六歲女童。香港人深信兒童是社會未來棟樑,即將呼風喚雨,但未成為棟樑前,他們不懂思考,難辨是非,毫無想法,因此身為大人,我們義不容辭,遮風擋雨,保護孩子,搶救童真,務求令子侄聽教聽話,純如白紙。如今寫真見光,為免女孩受傷,我們要求相集下架,阻止影像流傳。這點,連明光社和女權人士都攜手同意。

三、利益集團,十惡不赦——過去兩天,香港人萬箭齊發,箭頭十居其九都指向兩名「真兇」:對於在書中稱「如何保持對女性身體的熱中度」為其不斷探索課題的攝影師,我們大力指摘,視其為賺錢泯滅人性、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敗類;對於事發後推說自己沒參與挑相的女童母親,我們噴血痛斥她唯利是圖,兜售孩子,將童真變成寫真,是喪心病狂的冷血行為。

群眾的眼神、口水和亂箭,終使出版社回收相冊,攝影師深夜道歉,女童母親亦告噤聲。將公義掛在心口的香港人,在「救救孩子」的事情上,明顯又打勝一仗。寫真事件,就如每年一度的種種書展爭議,就此宣布畫上句號。

「童真」的建構

以上三點大眾共識,我沒異議,但心裏仍有連串問號——這次廣大百姓一同怒吼,究竟是純粹因為那兩三張照片太意識不良?還是因為無辜女童被視為搖錢樹?

假如相冊裏不是意識不良的影像,而是童真滿瀉的照片,大家又會否異議?應該不會。因為在現代社會,兒童色情不可販賣,但童真可以。

近年香港人特別鍾情「童真」。幾年前,萬寧妹妹一句「我有少少鍾意咗佢」傾倒全城,引得人人模仿,也招致廣告人爭先恐後,以相同方程式,尋找可愛孩童,塑造耀眼童星,而人稱「美心妹妹」的六歲女童,正是這股風潮下的耀目新星。

我們喜歡童星,表面原因是他們外貌趣緻,令人不禁高呼「好打耳」。但剖開表層,童星之所以受歡迎,還因為他們洋溢童真。何謂「童真」?就是流露兒童真實一面——例如燦爛大笑、嚎啕大哭、開口得罪人( 又名「童言無忌」)。總之,能令人聯想起孩子真善美的,便是童真。

但街上的小朋友也會燦爛大笑呀,為何當不了童星?因為童星的另一條件,是「像大人」。孩子要做明星,登上熒幕,至少要懂得做戲,學習大人語言,明白成人世界的喜怒哀樂。童星可以笑(但不能隨時笑);可以哭(但導演喊cut 以後要盡快回復原狀),但最好始終是聽聽話話,聽大人指示,唸對白、擺甫士、說合宜(又有童真)的話——就像《愛我請留言》裏的「樂悠悠」。

你會問,這豈不矛盾?

對,童星就是這樣矛盾的一群。他們要像孩子,又要像大人。太像孩子的話就過於平凡,難以投入商業操作;太像大人的話又太老積,容易被觀眾厭棄。唯有拿揑準確,做好平衡的,才是大眾眼中的天才童星。

有人會問,在資本社會,一個願打一個願捱,誰怪得誰?但問題是,童星的建構過程,其實又與大眾如何看待「兒童」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大人們既期望童星們有孩子的童真同時又有大人的能力,全因社會對兒童的期望亦是如此。甚至乎,一個不珍惜童年的社會,才會格外希望用金錢,把相冊裏、熒幕裏的世界填滿童真。專門研究兒童的英國學者Jane O'Connor 說法更妙: 「童星的出現,就是要令大人心裏好過一點,以為孩子並未因他們的貪婪、鹵莽、顛倒是非,而受傷害。」

Jane O'Connor 幾年前出版The CulturalSignificance of the Child Star 一書,用社會學角度解構童星。書中她既勾勒出童星的社會歷史(原來不同年代的社會就有不同形態的童星),又分析媒體如何透過將「童星」捧上天,以及將「前童星」摔落地,來滿足大眾對童年的想像。最後,她在結語部分有感而發地指出,童星的盛行,是社會不同零件共同建構的產物, 「而非社會大眾所想,是病態家長和童星本人的私家傑作」。

保護兒童, 先救大人

同樣地,這次六歲女孩的寫真事件,我們當然應該怪責其父母疏忽照顧,唯利是圖, 但卻絕不能停步於此。就如Jane O'Connor 所言,童星的出現跟社會架構息息相關,我們要關心童星的個人苦况,也要放眼孩子的集體困境;我們要杜絕冷血家長容讓女兒腿張開,也要阻止更多家長不許子女張開腦袋。

這問題,甚至跟性和色情,已經無關。過早與成年人接軌以至丟失童真的,從來不止擺出性感甫士的小女孩一個。周五下午,友人傳來日本攝影師川島小鳥的大作並附上一句, 「這才是童萌寫真」。我反而在想,香港的五歲小女孩,又能流露出相中人純潔而無憂的笑容嗎?抑或已經在家長的迫使下,摸索教育制度的殘酷,或面對眼前堆積如山的書本不知所措,或在形形色色的興趣班中打轉再打轉?

我們都知道要保護兒童。但這四個大字背後又藏着什麼意思?寫真出街後,許多人都說,孩子們其實不懂分辨善惡,更不知道何謂色情,因此家長一定要好好把關。在拍性感寫真這種大是大非上,這鐵定沒錯。但大人們也要留神,這種「保護兒童」的大義凜然背後,其實蘊含一種「大人一定對」的意識:「你年紀小,我為你好,所以安排興趣班、補習班、面試班……」「你想當運動員?太唔識諗,不如做律師。」

如果所謂的「保護兒童」,只停留於「孩子少不更事→我們要設法保護令他純如白紙」,那是矯枉過正,大錯特錯。心理學家的確說過兒童心智有待發展,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思考,沒有想法,只能當大人傀儡。

或許我們真正要救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令孩子失去童年的,不單是那些想催谷子女成為童星的父母,還有那些強迫子女學玩主流遊戲的家長;書展出現六歲女童的寫真是很荒謬,但怎也荒謬不過小五女生難忍欺凌自殺而大人們仍在互相推卸責任的這個社會。

奪去孩子童真的,從不止是貪婪成性的母親、毫不羞恥的攝影師,還有社會的教育制度,以及當下正為寫真事件而破口大罵的,一眾大人。

Sunday, July 05, 2015

今年七一沒上街

「表哥,我想去七一,好不好?安不安全?」六月最後一天,許久沒見的表妹傳來短訊。她一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年,今年暑假她獨自回港,到銀行做實習。表妹對香港並不熟悉,但得知「上街」是香港人慶祝回歸的傳統習俗,她好奇。作為有良心的香港公民(以及出名偉論多多的表哥),我毫不猶豫,馬上回覆——多年以來,不管人數多寡,七一皆以和平、理性聞名天下。由○三年五十萬黑衣人怒吼「還政於民」;到近一兩年群眾流汗吶喊「我要真普選」,每年七一,皆有數以萬計香港良心抵住烈日,走上街頭,流汗運動。毫無疑問,七一是訴諸理性的和平抗爭,更是港式正義的最佳體現。「咁你會去嗎?」表妹打斷偉論,忽然發問。而我,竟然猶豫。

「猶豫」這兩個字,從來不在我的遊行字典裏。過去十二個年頭,跟不少有心有力的香港百姓一樣,每見「七一」,我義不容辭,堅決上街,用汗水慶賀回歸,以腳步宣示立場,風雨不改。印象中,我們被猛烈太陽曬過,又被滂沱大雨淋過;穿過黑衣,又換過白衣;嘗過被旁人以中指問候,又試過跟同路人在門常開下面高舉中指,問候政府;我們做過不少現在看來頗為無謂的事(例如誓死迫入維園以點算人數),更喊過許多如今回想覺得荒唐的口號(如「爭取07、08 普選」)。但無論如何,我都甚少會為是否參與這年度「盛事」而有半分猶豫。

直至今年。請別誤會,雖然我曾多次在這裏聲淚俱下,慨嘆民主如夢想中的彼岸,永遠還未到,但就如那消失的四十萬遊行人士一樣,我尚未對民主運動失去信心。在雨傘運動落幕、政改(蝦碌)否決以後,我認同有識之士應該重整旗鼓,將民憤化為行動,把良心再次押注,攜手再起步,爭取民主,從頭茁壯。

但老實說,以上偉論,這一次我連自己也不被說服。結果到了七一當日,我隔空叮囑表妹帶備三件遊行法寶——水樽、毛巾、良心,自己倒躲在家中,翻箱倒篋,搜索記憶,然後發現跟過去相比,今年七一我至少找不着另外三件法寶:

一、抗爭情緒。

照道理,遊行不是一年一度的行禮如儀,而是社會情緒的集體爆發。不少香港平民縱然對梁振英、香港政府、北京,都有殺父仇人式的怨憤,但這份醞釀多時的情緒過去一年經已多次爆發。雨傘運動過後,我們心情猶如失戀難民,流離失所。對於社會不公,我們微慍而不大怒;對於爭取民主,我們着緊卻不再輕舉妄動。如今,政改否決,特首明言餘下兩年不會重啟政改。七一遊行,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二、運動出路。

香港人對七一有感情,不單因為大家在街頭並肩流過多年臭汗,更加因為年度遊行曾經令政府低頭。十二年前湧上街頭的黑衣平民,個個記得運動如何令田大少轉軚,令董伯伯腳痛。回歸後初嘗(睇煙花以外)大型群眾運動滋味的香港人自此發現,汗水與腳步原來可以推動社會改革。但十二年後,群眾運動仍有效嗎?高喊「我要真普選」會換來真普選嗎?我們腳痛遊行,又會換來梁振英腳痛嗎?大概連馬路上的四萬八千人也不敢全盤相信。

三、民主綱領。

雨傘運動後群眾有心無力,許多人將之歸因於「反大台」傾向,我不同意。因為——大部分香港公民依舊期望有人為民主運動開路,指點群眾迷津,但在起步之先,我們同樣期望領袖構思綱領,交出藍圖。今年不少人對七一猶豫不決,不是因為陳倩瑩所言的「無急切性議題」,而是大會(或社會)根本空有口號,毫無綱領。如黃之鋒事後承認,刻下有人提出的「修改基本法」倡議需時,只算得上是長期目標,那放眼將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短期和中期目標又是什麼?領袖尚無想法,群眾以行動表達猶豫,自然不過。

想着想着,便是黃昏。這時表妹傳來短訊,說今年遊行的人似乎不多,她和朋友已經到達終點,我心裏有幾分詫異。到晚上,果然聽見大會宣布遊行人數創下七年新低,朋友在網上仰天長嘯:「這會不會是新一波政治冷感的開始?」我心情翻滾,腦海還浮起大逆不道的一道問題:假如七一無助直接爭取香港民主,哪究竟還有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

猶豫之際,手機噹噹作響,表妹傳來她親手拍下的遊行照片。我捧起(手機狀的)相簿,逐張細看,看得入神。入神,除了因為我記得自己頭幾年去七一,也拍過許多這樣「鬆郁朦」的相片,還因為從相片堆中,我重新發現七一(在「建設民主香港」以外)的三重意義:

一、言論自由。照片裏,我看見許多許多大聲公。於是我突然記起,○三七一的訴求不止「還政於民」,還有「反對23」。當年五十萬人湧上街頭,不單出於對我城民主的追求,更是基於一份今後無法自由發聲的恐懼。二十三條擱置之後多年,我們如常遊行,照舊集會,很少再將七一遊行跟言論自由扯上關係。到了今年七一,人大常委通過新國安法,宣明香港有義務於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很明顯,廿三條陰霾仍在頭頂,七一遊行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於香港,絕非理所當然。

二、發聲平台。表妹本以為,七一遊行就是為了爭取民主。怎料在軒尼詩道上,她既遇上平民臉孔,還聽見許多民間製造的大聲公—— 「林榮順關注小組」設置街站,要求香港盲人體育總會承擔責任;守護新界東北的有心人搖旗吶喊,期望港人關注本土,抗衡建設,支持城鄉共生。於是我記得,在遊行人數最低迷的兩三年,我們一樣在路上看到雷曼苦主的苦、菜園村民和性小眾的痛。七一從來不單止是民主運動的橋頭堡,更是平民苦主的發聲平台。

三、公民社會。相簿裏還有不少專業人士的身影。這年七一,無論是法政匯思、杏林覺醒這樣的專業聯盟,還是北區動源、埔向晴天這樣的地區組織,都站上街頭,宣示立場。看着照片,我重新發現,在議會政治與街頭抗爭以外,香港民主運動還有第三條路:公民社會。眾所周知,○三七一正是「公民社會」概念萌起之時,如今上述兩條路線佈滿障礙,民主路要繼續前行,正正需要更多法政匯思和北區動源,深入民眾,結集力量,組成公民社會。

這三點,就是七一遊行給良心公民的啟示——不管遊行人數多寡,也無論這年度「盛事」是否有效爭取民主,這三重意義依然存在,毋庸置疑。

「如果我爸媽不是移民加拿大,我想我每年也會跟你們一樣遊行,爭取真民主。」表妹如是反思。「如今我才發現,民主不是take for granted 的。」

七一以後,短期內香港民主路上再沒有任何標桿柱,也沒有路徑可依。迷霧之中,作為公民,我們暫時毋須多多偉論,只需緊守信念——民主從來不是take for granted 的。

Sunday, June 21, 2015

旺角場與立法會——球賽完了,何去何從?

香港人,許久沒這麼鍾情「睇波」了。

眾所周知,這活動一直只是忠心球迷(如我)的深夜嗜好。可是近日,就連不明白「廿二個人追一個波有乜好睇」的朋友,也興致勃勃,回溯胡國雄生平,欣賞林嘉緯腳法,高呼「自己人撐自己人」,甚至追看直播,探討「裝越位」失敗的慘痛結果(輪流發出哭泣聲),學習點算「豬一般隊友」的數目(恰好組成三支球隊)。總之,全城狂熱。

狂熱,全因過去一星期,香港上演了兩場精彩絕倫的「球賽」。廣大百姓放大瞳孔,並肩欣賞。過程峰迴路轉,觀眾呼聲震天;完場後人人笑不攏嘴,鯨吞花生。然而幾天過去,發叔疲勞,水塘乾涸,大家狂歡過後,始終要面對一道問題﹕

完場以後,我們何去何從?

*

第一場波,主角是「香港足球」。

香港人曾經心愛香港足球。這星期胡國雄離世,再次提醒我們香港大眾與足球交往的歷史——30年前惜敗北韓的苦澀、20年前戰勝中國的狂喜,在大眾媒體的挑撥下,逐一浮上枱面,歷歷在目。大家對「大頭仔」有感情,對「五一九」有感覺,多少證明那個時候,「自己人撐自己人」不是球場口號,而是集體現象。

後來的故事大家明瞭﹕自1980年代起,香港足球走向下坡,雖然偶有閃光(例如在東亞運為曾蔭權帶來「今年最開心一日」),但也掩蓋不了世界排名持續下跌的尷尬(已經低過不丹),還有本地賽事場面的冷清(港超觀眾今年場均一千,已算不錯)。香港大眾,早已懶理香港足球。

響應港人身分 中足「誤推」海報

豈料過去十天,旺角大球場紅旗兩度升起,示意全場滿座。星期二晚,港隊對陣馬爾代夫,場內球迷高掛橫額,你一句「勁揪」,我一句「加油」,氣氛澎湃;場外有中年大叔重施失傳多年的爬樹舊技,窺看比賽;更多球迷盤踞家中梳化,扭開電視,收看直播,為港隊吶喊助威。

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的狂熱,比起球賽比數(兩球淨勝),更加令人意外;香港人華麗轉身的現象,也比球賽本身更加引人入勝。

奇觀狂熱,究竟如何煉成?走進旺角場,我們至少可以窺見現象背後的兩大因由。

一、政治。不管各地足總怎樣竭力阻止政治進入球場,甚至因而雷厲風行,審查橫額,嚴懲搞事,卻始終改變不了一個事實﹕足球,本身就是政治。尤其在國際賽場,球場上除了是兩支球隊血汗交織的技術較量,更加是國族和身分的一場混戰。香港球迷蜂擁入場,同樣響應身分政治而來——因此尚未開波,大家率先狂噓國歌;港隊入波,全城一同疾呼「我愛香港」。足球拉扯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牽動情緒。

二、意外。當然我們也要知道,香港本土意識的構成,向來多靠誤打誤撞。這次港隊揚威旺角場令全城雀躍,無疑是身分認同的再次反擊,但整個反擊的過程,說到尾還是一場意外——要不是中國足總「不慎」設計出一款別具層次的海報暗諷港隊,香港人會否團結一致,入場大叫「唔好畀人睇死」?當然不會。

兩戰兩勝無疑是好開始,但誠如港隊教頭金判坤所言,這本來就是球隊目標,就算達成也毋須過分亢奮。完場以後,擺在全港球迷眼前的,是「大敵在後頭」的事實——兩個月後,港隊就要北上挑戰宿敵中國,戰術上是攻是守,還待有心人從長計議。30年前我們勝過一次,如今實力懸殊,唯望港隊人人化身胡國雄,技壓國足,創造奇蹟。

民主波勝敗 事關全民福祉

其實就算港足輸了,也沒太大所謂。畢竟足球是身外之物,沒能晉身世界盃,我們生活依然如常。

但第二場波卻不然。它跟全港市民的福祉息息相關,也因此「球賽」雖然已經打了30年有多,但大家依然無比肉緊——這場波的主角,名叫「香港民主」。

香港人一直追求香港民主。198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打正「民主回歸」旗號,教育全港市民,在自由、法治和賺錢以外,還要追求民主。此後多年,有心人走進議會,推動改革,過程中贏過幾仗(九一直選、肥彭方案、○三七一),也試過慘敗收場(直通車告吹、人大釋法、八三一決定)。許多香港人曾經深信,只要萬眾一心,構建大台,一邊在制度裏促成政改,一邊在制度外抗爭,這場「球賽」,我們終於會技壓中國,創造奇蹟,奠定民主。

後來我們發現一切只是一廂情願。八三一後,香港民主走入死胡同。制度內的深耕細作,換來名不副實的「普選」方案;制度外的佔領抗爭,波瀾壯闊,卻始終徒勞無功。於是,由佔領清場一刻到這幾天前,香港百姓對「香港民主」早已不抱期望。就算本星期立法會上演終極一戰(名叫「政改表決」),大家也不過視為例行公事。面對趁機走進立法會的幾百警察,以及敵方僱用的場外球員(號碼由1至200),大家只是輕輕一笑,然後轉身,繼續參與「誰是二五仔」競猜遊戲。

政治意外 民主路得益否?

豈料周四下午,形勢峰迴路轉。本來無甚驚喜的一場球賽,因為一句「等埋發叔」而高潮迭起。泛民陣營以28:8大勝,為政改鬧劇拉上布幕之餘;就連此前漠不關心的廣大「球迷」,也陷入狂歡。此後兩天,人人腹肌抽搐,處處流傳笑話。毫無疑問,大眾對「球賽」再次狂熱,同樣出於兩點原因。

一、政治。老實說,因為建制派的「隊形」,過去30年來,「爭取民主」和「香港政治」向來都是悶戰一場。但這一次,廣大球迷終於有幸目睹建制隊形崩潰,有人離場,有人呆倒,有人投票,「越位陷阱」因而變成自掘墳墓。看見對方球員在完場後如何悲痛(「我睡不着」)、不安(「我怕中共嬲」)、內疚(「我有好大責任」)、憤怒(「戇居」),全港有良心的觀眾,無不心情舒暢。

二、意外。過去30年,球場上的每次意外,都為「香港民主」帶來進帳——六四屠城,令民主陣營成形抬頭;彭督方案,讓港人體驗(變相)直選;董伯不濟,群眾運動就此萌芽;警方催淚,雨傘一代就此冒起。因此這次建制意外潰敗,同樣令人浮想聯翩﹕中共會否大怒?梁振英會否腳痛?建制會否內訌?政改會否重啟?泛民區選會否有起色?一切看似美好。

要贏波 靠球員更靠自己

問題是,這場「球賽」我們真的勝出了嗎?足球是貨真價實的零和遊戲,但政治不是,建制蝦碌從不代表泛民得利。更重要是,政改否決本來就是預期結局,我們其實沒贏也沒輸。鬧劇散場以後,真正對手——中國——還在後頭。如果制度內的30年爭取證實無效,制度內的79天抗議也無功而還,那麼「香港民主」這場波,我們如何踢下去?又該打什麼戰術?

是攻取議席也好,是守擋赤化也好,我們都不能否認,這是實力懸殊的一戰。正因如此,要打好這場波,我們再不能單靠場上球員(或議員),而要依賴自身(又名「公民社會」)。未來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兩回合的球技較量,而是日以繼夜的生活角力;不是球場上的零和遊戲,而是滲透各個層面的攻防戰爭。

為了民主,這場球賽刻不容緩,有心球迷笑埋發叔後,就麻煩多作熱身。

Monday, June 08, 2015

我們都有一雙手



星期五晚,看到藝人劉浩龍在facebook上載照片,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

照片裏頭是一雙髒手,指甲綑滿黑邊,指縫滿佈污垢。照片下方寫着劉浩龍的親身經歷﹕話說他光顧麵店,一邊吃麵,一邊瞥見對面食客的骯髒雙手,於是心裏不安,多吃兩啖,就「宣布投降」,一走了事。

當晚,這張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潔癖藝人化身過街老鼠,全城喊打——網民痛罵他不尊重基層,明顯是思覺失調;工人自拍雙手,以行動證明西諺Dirty hands make clean money乃絕對真理;媒體點火又煽風,報道裏不忘諷刺劉吃「拖鞋飯」;品牌看準機會,抽水討好世人,順道宣傳自身……全城協力,最後逼得罪魁禍首劉浩龍刪去照片,鄭重道歉。毫無疑問,這個「人渣現身-全城追捕-罪人道歉」的過程,乃港式公義的(再一次)明確彰顯。事情告終,廣大百姓理應放鬆心情,安然入睡。

但這一夜,我睡不着。然後,在牀上輾轉的過程中,我想起好多好多雙手。

先想起自己的手。其實不用對面食客以行動提醒,我也知道自己的雙手並不好看。多年來我雖然緊遵母親吩咐,勤加洗手,因此指甲並無黑邊,但長大後我跟許多精神緊張的香港人一樣患上相同惡習——喜歡摧殘指甲,紓緩壓力。因此每次照鏡,我都發現自己的雙手跟照片裏那雙一樣,毫不好看。那夜看到劉浩龍嫌棄髒手,我和許多人感同身受,同遭傷害,自然輾轉難眠。

但更教我睡不着的,是因為我也嫌棄過那許多許多雙手。譬如說,路過公園看見露宿者那雙久未清洗的手,我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走進鬧市,遇上精神似乎有點問題的朋友向我揚手,我會索性繞個大圈逃離現場。安老院裏那些陌生老人抖動的手,會令我微微不安;街上公開挽着一起的同性之手,也會令我不期然眼眉蹙起,嘴角微揚。

而印象中,對於上述那一雙雙手,許多香港人的反應比我激烈許多。對於露宿者、精神病人、新移民、殘疾人士、老人家、同性戀者、基層工人這些少數,群眾取態往往隨風搖擺。香港人有時聲討劉浩龍狗眼看人低,讚揚地盤工人默默耕耘,有時又會視國泰空中服務員為搞亂秩序的禍端,甚至直斥他們貪得無厭,「唔鍾意咪唔好做囉」;有時為陳志全在地鐵受辱而忿忿不平,痛罵大嬸用詞太離譜,有時身邊出現同性戀者,又憋不住竊竊私語;我們口裏會關心精神病人的情况,但在火車上遇上只穿內衣的中年女人,大家的反應是舉起手機,公諸同好;劍橋護老院的長者慘况令港人心碎,但日常生活上大家繼續嫌長者阻住地球轉,視之為社會負累、家庭負擔。

內心與劉浩龍沒兩樣

所以某程度上,許多香港人的內心跟劉浩龍其實沒有兩樣——劉浩龍說自己有潔癖,又患有(眼睛)敏感症,看見黑邊會食慾不振;香港百姓不是人人有潔癖,但對於性格、外表、行為、取向跟自己不同的少數,許多人都會心情敏感,恨不得他們是指甲黑邊,一剪了事。到最後,兩者的分別,只在於劉浩龍是公眾人物,更出奇地毫無身為公眾人物的警覺性,竟然比一般人更加斗膽,將這份對於少數的嫌惡,公諸於世、宣之於口。也許,沒有誰比誰更加高尚。

劉浩龍上載的照片,教我想起一本書。那夜睡不着,於是起牀取書,埋首細讀。那本書由社會學家John Berger於一九七五年所著,名叫A Seventh Man。於七十年代的歐洲工業國家(例如德英),每七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非歐籍的外來勞工。這班工人無名無姓,輪廓模糊,雙手沾滿機油,指甲綑滿黑邊,都是教劉浩龍難以下嚥、食慾不振的社會少數。

社會裏的七分之一

但John Berger卻把視線投向這七分之一。他跟攝影師Jean Mohr合作,訪問這班工人,記錄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拍攝他們的生活照片,述說這少數何所來、何所依,之後又何所去。書裏一百五十幀有黑邊有血汗、更有名有姓的黑白照片,是當刻歐洲社會少數的如實紀錄。

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書或許喚不起太多感覺。我們在獅子山下相遇上以後,絕少再有流離失所,更毋須離鄉別井,成為別人家裏的七分之一。但對自家門口的七分之一,我們又如何看待?A Seventh Man記錄戰後歷史,分析資本社會,但最最核心的,還是一種對社會少數的關懷——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雙手骯髒,滿臉泥濘的陌生人,卻願意盤膝而坐,細心傾聽,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以至其獨一無二的故事。

讀後,我雙手發抖,內心有愧。身處香港的我們,對社會裏的七分之一又是如何看待?坦白說,道理我們人人都懂——要尊重性小眾,愛護老人家,關懷露宿者,接納新移民,還應該記得,記得記得跟基層工人一同吃飯,欣賞他們為社會付出的血與汗……也因此,我們自告奮勇,痛罵一切有違上述原則的生物——例如地鐵阿嬸,以及髒話阿七。對於這類社會公敵,我們甚至發明了一套對付的方法,每逢人渣現身,我們準會發起全城追捕,攜手抽水,最後逼得罪人道歉,顯彰港式公義。

除起底抽水 還可做什麼?
但老實說,對社會少數而言,我們的所作所為(例如鞭打過街老鼠),究竟會帶來什麼真正的幫助?如果沒有,那麼你我這雙乾淨的手,除了起底和抽水,還可以做什麼?對於社會裏碰口碰面的A Seventh Man,我們會否願意盤膝傾聽,了解對方的來歷、困境,及其獨一無二的故事?再進一步願意感同身受,握着對方或骯髒或乾淨的一雙手,為之爭取更大的權益?無論性小眾、老人家,抑或基層工人,都需要你我伸出雙手,抖着前行。


刊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607

Monday, May 25, 2015

經過那些年——流行文化的中年危機




「係喎!有無錄到《華麗轉身》?」開場前,後排的婦人突然在座位驚呼。「一早錄咗啦!」她身旁的丈夫,不徐不疾地回答。「話時話,今晚呢場有無阿姐?有就好喇!」後面傳來的,又是那位阿姐的聲音。

星期一晚,獨個兒到紅館看「顧嘉煇榮休盛典演唱會」。入場前,手執門票,身陷人潮,心情已經異常矛盾;入場後,不小心聽到這對夫婦的真情對話,內心更是翻滾,差點(毫不華麗地)轉身,滾下紅館長樓梯。


心情矛盾,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會在這裏出現——正確來說,是擠在這群對阿姐出場翹首以待的中年男女中間,出席一場由鄭少秋、汪明荃、葉麗儀、陳潔靈、仙杜拉、關菊英、張德蘭等擔綱演出的演唱會。當晚的紅館,有如星期日大清早的茶樓,席上盡是五六十歲開外(且喜歡《華麗轉身》)的觀眾,很偶爾遇上一兩張略為年輕的臉孔,也多為了「孝順長輩」而來。身處其中,確實渾身不自在。

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

當然,年輕人集體缺席,不僅因為料到紅館會在一夜間變成香港中生代懷舊大派對,更加因為大家對於「顧嘉煇」、「傳奇」、「金曲」,根本毫無感覺。上一代說阿姐是傳奇,這代人說是「過氣」;中年人讚嘆煇哥筆下首首金曲,後生仔不忘在金曲前面加上「老餅」二字。對我這代人來說,《啼笑姻緣》主唱者不是仙杜拉,而是陳小春;《風雲》的歌手也不是仙杜拉,而是劉青雲;陳潔靈不是歌星,而是老師(Miss Chan Chan);汪明荃是(阿姐級)歌星,但同時是「經過那些年」的(走音)歌星。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領域裏,兩代人注定隔着一大條鴻溝。

但最後我還是撲飛入場(雖然據聞十二場門票一早賣完),原因只有一個﹕好奇。我向來喜歡香港流行文化,但很不幸,到我懂事的年頭,人人都說港式流行的輝煌年代經已逝去,留下只有無盡的嘆息,和極長的尾巴。如今霑叔已歿,煇哥榮休,對於這道尾巴的源頭,以及為這源頭而蜂擁入場的萬千(乘以12)中年觀眾,我很難不感到好奇。為此,我願意走進紅館,強忍(後排)驚呼,帶備(有色)眼鏡,放長雙眼,拉直雙耳,學習鯨吞「傳奇」,硬食「金曲」。

金曲有幾金? 傳奇有幾奇?

結果教人意外。那夜在紅館,我竟然跟後排阿姐一樣,驚呼連連。過程中,除了眼界大開,耳窩出油,還有3點發現﹕

一、觀眾相觀。演唱會是顧嘉煇的榮休盛典,也是全場中生代觀眾的集體回望。當熒幕顯示無綫借出的陳年電視劇片段,他們會一同驚呼﹕「李司琪好後生!」當張敬軒唱《摘星》,他們會一同質疑﹕「無Danny唱得咁好!」當演唱會尾聲《獅子山下》的前奏響起,他們會全身震動,然後將私伙人生、煇哥生平和香港故事湊在一起,齊心合唱……毫無疑問,當晚在紅館上演的,乃呂大樂筆下香港第二代人的一次集體相認。

二、金曲很金。坦白講,當晚在紅館響起的歌曲,十居其九我都不懂得名字,但音樂一奏,感覺就來。這些歌大部分比我更年長(最老的《啼笑姻緣》已過不惑),可是出奇地我全部聽過,甚至懂唱。身旁的大叔更加厲害,全晚張大喉嚨,一人分飾十三歌手,由第一首歌的第一粒音,唱到第三十首歌的最後一個音符,親口示範金曲有幾金。很明顯,這些歌(連同與之相關的電視劇集)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體源頭,更是一代港人的私家回憶。

三、傳奇很奇。我自命年輕,對於各式各樣的傳奇(又名「老嘢」),向來少有好感。但當晚在紅館,我目擊接近失明的葉振棠在台上悠然漫步,任笑聲送走舊愁;也聽見葉麗儀狀甚輕鬆地運用巨肺,演唱CD版的浪奔浪流;還看到年近七十的鄭少秋扮印度王子,站在舞蹈員肩上擺甫士……當然,他們中間部分說話(「2017,一定要得!」)、某些歌聲(「做個勇敢中國人」)注定刺耳,但對這班用盡氣力,合力炮製出一場出色港式演唱會的「老嘢」,我很難不佩服。

演唱會精彩,理應令人心情舒暢。但離開紅館,回家(趕着追看《大時代》的)路上,我的心情卻竟然跟入場前沒有兩樣——矛盾,而且忐忑。

昨天的輝煌 今天的老本

無可否認,這場顧嘉煇榮休演唱會,教我們確認一個事實﹕就算《華麗轉身》如何難看,「經過那些年」的唱腔如何嚇人,香港的流行文化都肯定輝煌過。它曾出產多少今天經已鍍金的文化瑰寶,也炮製一個又一個令人拍掌驚呼的港式傳奇,更加出乎社會學家意外地,成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認。這份輝煌,令後面阿姐尖叫,使台上阿姐自豪,觀眾們理應收貨。

問題只在於,昨天的輝煌,成了今天的老本。30多年前,觀眾們為阿姐喝采,為劉松仁動心,也視「獅子山下」奉為香港精神;30年後,打開電視,繼續是阿姐主唱,松哥主演;最矚目的文化話題,是23年前的《大時代》;港視最新的劇集,是打正旗號模仿《獅子山下》的《歲月樓情》。今天的香港流行,依賴的,竟然仍是30多年的老本。

當然,只要觀眾們願意(事實上亦然),媒體話事人絕不介意繼續咀嚼老本,複製傳奇,重唱金曲。《大時代》播完,電視台可以重播《他來自江湖》、《網中人》、《真情》;顧嘉煇正式退休,但《Sunday靚聲王》大可繼續靚聲,有心人也可繼續在紅館舉行香港中生代派對,讓一眾港人「重回那天暑假」……毫無疑問,觀眾的眼球、鈔票,定必奉陪到底。

但10年後,20年後,甚至30年後呢?到這班中生代退下來,老本還能吃下去嗎?傳奇的尾巴又能持續拖長,直到永遠嗎?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看見大家曾經心愛的流行文化,就此活在昔日的輝煌之下,自我重複,不住打轉,最終湮沒在終於乾涸的老本裏面?

倘若香港流行文化是一個會行會走的人,成長於70年代的他,大概當晚紅館九成觀眾一樣,已經步入中年(危機)。作為新一代的觀眾,我們可以指着鴻溝,高聲恥笑;但更好的方法是左右開弓﹕一方面認識傳奇,傳唱金曲,了解歷史;另一方面指着媒介話事人的大鼻,大聲疾呼,提出訴求﹕我們不要輝煌老本,也不要求華麗轉身,只希望港式流行告別尾巴,重新上路,踏實前行。

否則經過這些年,我們將會一同目睹香港流行文化(毫不華麗地)滾下樓梯,永不超生。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524

Monday, May 11, 2015

我要真阿媽


 今天是母親節。作為孝順子女,我絕對應該公器私用,數算母親優點,歌頌養育親恩,然後帶媽媽上六星級酒店吃據說要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再雙手奉上康乃韾、按摩椅,以及挑選老婆的權利。三歲小孩都懂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所以大時大節(尤其是母親節),所有由母胎出生的生物必須聽聽話話,服從命令,視母親為最高權威,將其說話奉為絕對真理。

 但以下文章,恐怕要讓天下母親失望了。在細數母親功績,高歌一曲《真的愛你》之前,我想先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誰是我阿媽?

 中央是我媽?

 請天下母親暫且收回藤條。作為家中孝子,我當然知道母親是誰。但作為香港人,這年母親節大家注定一同頭痛:我們要孝敬的,究竟是哪一位母親?最近一年,多款「新興阿媽」輪流現身,於城市論壇、旺角街頭和報章頭版嶄露頭角,反覆搶鏡,誓要將廣大百姓變成膝下子侄,說服大家,「世上只有媽媽好」是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

 第一個媽,名叫(中國式)「大媽」。上星期日中午,在電視看《城市論壇》直播,討論「粗口究竟有幾粗」這個文明社會的大難題。台上有「社會(的)工作者」何君堯裝作道貌岸然,指點眾生;台下大媽接力(如穿校服裙那位),一時用粗口辱罵學生講粗口,一時以納稅黨發言人自居,說大學生行歪路,講粗口,會令天下有份交稅的家長雙膝發抖,頭冒冷汗,最後苦口婆心,稱若大學生再不生生性性,安坐班房,遠離廣場,繁榮香港恐怕就此沉淪,萬劫不復。

 這類觀點,大家屢見不鮮。這類大媽,我們近年也見過不少,於佔領街頭、撐亞視集會、美孚政改騷,都會遇上她們的身影。未行動之前,她們的衣着打扮無異於一般媽媽;但一旦熱了身,她們準會立刻變臉,撐大嗓門,斥罵眾生。她們嘴裏永遠有種「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氣焰,思維也貼近封建傳統,左一句「家和萬事興」,右一句「家衰口不停」,當社會有異樣,她們自覺要做好大媽本分,嘮嘮叨叨,感化「子女」。

 第二個媽,名為「慈母」。上星期一,警務處長曾偉雄正式退休,談到任內警隊民望插水一事,他揶揄說,「若問綁匪警民關係好不好,他們當然會說不好」,聽得全港綁匪一同火冒三丈。在這位前一哥眼中,警察就如全港市民的共同媽媽,有些時候母親會擠出慈母容貌,用身體阻擋攻擊,就像保護兒女一樣;有些時候慈母會變臉,以警惡懲奸為名,高舉手中棍,擊打身上傷,藉此清理門戶,執行家法,維持倫理。

 跟將輩分掛在嘴邊的大媽不同,這班「慈母」最重視的,是自身的權威。你投訴他們以暴力清場,慈母一句回應,「我們有這樣的權力」;我們抱怨警察持雙重標準,厚此薄彼,慈母反駁說,天下母親都有苦衷,家務忙碌,偶爾發狂、合照,以至毆打,也是人之常情。在他們眼中,「慈母」的重點不在於她有多慈祥,而在於其母親身分,不容侵犯,不許挑戰,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第三個媽,遠在北京。上周末,陳智思落區宣傳政改,遭市民諷刺「中央幫你娶老婆」,陳馬上回應,即是「阿媽幫我揀」;事隔幾天,吳亮星於立法會重提「中央即阿媽」的論調,直言「中央是想香港好,即是媽媽那樣的心態」,而母親節將至,香港人究竟「信不信媽媽」?對於媽媽幫忙選老婆,吳亮星甚至大聲叫好:「不嬲幾千年都有這情况。」比喻一出,聽得全港百姓膽戰心驚。

 假阿媽只要求服從

 「中央是我媽」的說法,同樣從不新鮮。上一次政改爭議,政府在電視大賣廣告,勸說市民「信任令夢想成真」,片段中的母親對於女兒的要求,貼心回應,再配以動人背景音樂,旨在告訴港人,中央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母親,而作為母親,它無微不至,貼近心跳,只要大家予以信任,母親自會為大家設想,炮製(她心目中的)華麗新衣、完美方案。「我做乜都是為你好」是這個阿媽的口頭禪;「阿媽永遠是對的」更是這頭家的首要家訓。

 最近一年,這些阿媽三管齊下,一時「家和萬事興」,一時「我有權維持治安」,還有些時候,「做乜都為你好」,壓得全港百姓喘不過氣。老實說,這三種阿媽確實有齊香港母親的特性——嘮叨、兇猛、慈祥、操縱。但無論怎樣說,她們都不是我們的媽媽。因為跟真的媽媽相比,她們欠缺了一件東西。

 老實說,你我的媽媽,或許都有齊以上三位「母親」的特點。她會警告我們尊師重道,少講粗口;我們犯錯的時候,她或會出言責罵,甚至出手責打;面對我們人生中的不同抉擇,媽媽必定有她的取態,她希望我們讀那科,做那份工作,娶那樣的老婆,問原因,她會說:「我為你好啫!」但除此以外,在你我媽媽身上,還有一件獨一無二的物件,名叫「愛」。因為愛,所以她管我們,甚至想替我們揀老婆;但也因為愛,所以就算我們說了粗口,犯了大錯,甚至一意孤行,娶了不合媽媽心意的太太,她依然會當我們是她的子女,繼續去愛。

 當然,假的阿媽也很喜歡跟香港人說,我們也愛你(並請你愛我們愛港愛國愛黨)。但母愛不是掛在嘴邊的絕對真理,而是日以繼夜的身體力行。我愛我媽,不單因為懷胎十月的憂戚與共,還因為此後廿多年的不停照料,無微不至。至於最愛將「輩分」、「權威」、「血緣」放到最大的三位阿媽,坦白講,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更不可能就此被說服,跟她們共度母親節,歌頌親恩——那他們為何仍然要以「阿媽」自居?

 因為「媽媽」對子女有所要求。假阿媽口裏會說「愛」,說「為你好」,但撕去表層說話,自會發現她們真正要求子女的,從來不是愛,而是服從,而是聽話。所謂的愛國,愛警察,愛建制,說到尾也只是要求大家遵從她的命令,視她的標準為唯一真理,並接受她為你打點的一切一切(例如一個擺明是假的普選方案)。

 真阿媽以真愛回應

 至於真的媽媽,口裏要求子女服從,希望全家聽聽話話,每逢母親節,最好帶自己吃六百元一位的自助午餐,送上價值萬元的按摩椅子。但撇去表層吩咐,每一個母親心裏最渴求的,從來都只是你和我以真愛回應。做母親永遠是最難做又最孤獨的「職業」,我們不要做節日子女,要細水長流;我們不要只唱《真的愛你》,更要真的愛你。

 願天下母親快樂健康,更願香港市民唾棄假媽媽,認清真阿媽,然後毫無保留,奉上真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510

Monday, April 27, 2015

指雞為鴨,開騷了



周三早上,政府公布「一定要得」(音﹕duck)政改方案,政府高官、建制中人,個個丁蟹上身,顛倒是非,指雞為鴨,聽得人心情納悶。同日傍晚,政改三人組(以及神秘嘉賓梁振英)在美孚擺下擂台、空櫈,替為期兩個月的政府民意騷揭開序幕(又名戰幔)。看見大媽跳舞、阿婆撐場、豺狼送禮,大家不單心情鬱悶,更加自挖雙目,刺穿耳窩,以免影響心情。

擺明作假的政府騷

當晚,我在荔枝角,一邊在手機閱讀報道,一邊在心裏踟躕不前﹕究竟好不好多坐一個站,到現場直擊這場情緒(及謊言)遍地、符號(及路姆西)亂掉的一場大騷?結果,才想了半秒,就有了答案。於是連忙跳上地鐵(往中環方向),遠離大騷,飛身歸家。

請別誤會,我從不是「以和為貴」的擁躉。之所以避開大騷,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場擺明作假的政府騷。

對於「騷」,香港人向來容易心動。每次這地方有騷好看,不論選址於西洋菜南街、紅磡體育館,抑或是客廳電視機,群眾例必拋開矛盾,魚貫排隊,專心觀看。過去一周,我聽見不少朋友放下對無綫的不共戴天之仇,晚晚亮着(本已封塵的)電視,撐着眼袋,重溫《大時代》,翌日交換劇評,一同驚呼﹕「編劇好神!」「玲姐好靚!」「丁蟹好癲!」以及最重要的一句——「好好睇!」香港百姓喜歡追劇,迷戀看騷,從來不是新鮮事。

偏偏有兩種騷,多年以來,一直是香港的票房毒藥。一旦上映,場內場外不僅呵欠連連,更加髒話橫飛,萬箭齊發。

名不副實的假致敬

第一種騷,名叫「假騷」。上星期日晚,一年一度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如常舉行。這類年度大騷,星光熠熠,地氈長長,而且大義凜然要「表揚對香港電影有傑出貢獻的電影從業人員」,照理不難打動群眾,俘虜眼球。然而由典禮開始直至結束,全港觀眾卻有違常態,甚至不約而同,破口大罵(只有劉青雲和黃秋生倖免),原因只有一個:假。

假,因為它的內容跟口號不符。觀眾以為金像獎乃認認真真看待電影的嚴肅場合?偏偏台上有陳小春示範何謂業餘,何謂毫不認真。以為頒獎禮的舉行,為的是表揚默默耕耘的電影工作者?偏偏連獲得提名的張雪芹,以及電影《點對點》,也被主持「林咩咩」輕蔑忽視,最終真正獲得「表揚」的,還是小圈子裏的那些人。以為台上嘉賓必定尊重電影,尊重文化?偏偏吳君如帶頭妄自菲薄,自言不懂蕭紅,只懂金雞。顯然,這是星光熠熠的年度大騷,又是名不副實的一場假騷。 如此假騷,引來百姓掩臉、全城哄動,也順理成章。
市民不信任政府

注定人人反感的第二種騷,名叫「政府騷」。過去多年來,香港人見識過林林總總的政府騷,年代久遠的有財爺唱歌、「雞珍」食雞、董太洗手、煲呔「起錨」;比較近期的有官員洗街(並堅持了幾分鐘)、梁振英落區(並有一眾口罩青年在旁護航)。這些騷,口號動聽(「凝聚民意」),劇本用心(梁振英「驚喜」現身),演員賣力(林鄭嗌到聲音沙啞),卻永遠無法感化百姓,原因也只有一個:市民根本不信任政府。

民望低迷的政府,得不到百姓信任,永遠辦不好一場騷。五年前的今日,曾蔭權除掉煲呔,放下身段,走入人群,在鬧市埋身肉搏,大派傳單,高喊口號,弄得面紅耳赤,青筋暴現。但如此賣力,結果卻是平民冷對(「阻住做生意」);青年恥笑(「起錨就是超錯」)。整場起錨大騷,因為民心偏離,注定沒有好結果。政府騷,從來不是好東西。

這幾天,以「一定要得」為名的新一場政府騷,又告展開。老實說,面對這台體型龐大的政府宣傳機器,除了小部分人堅持初衷,圍堵官員,追擊特首,剩下來的香港人,大部分心情納悶,感覺淡然——因為未來兩個月將會持續上演的這場騷,有齊票房毒藥的兩大元素:它既是官方指定的例行公事,又是表裏不一的虛假盛事。

「一定要得」乃政府騷,這點肯定無人異議;但它如何作假?當中也可分為兩個層次。

一、內容虛假。曾蔭權喊「起錨」,是無謂,但起碼觀眾、情緒,都真確無誤。五年後在美孚,有人影到現場觀眾乘坐旅遊巴,集體進場;又有記者發現,所謂的「當區居民」,竟然自稱住在十三期(美孚新邨只有八期),很難不令人懷疑,整場騷不過是大龍鳳;周六下午,三人組坐在開篷巴士上層,宣傳政改,場面同樣教人不解﹕究竟有多少市民,真箇能夠從這種「離地宣傳」,得知政改方案?

二、目的虛假。如是者我們不禁質疑:既然宣傳成效頓成疑問,那官員們為何還要耗費人力,堅持落區?既然明知自己的現身,定必牽動示威者情緒,導致髒話齊發,揮春亂飛,那梁振英何以仍要擔任神秘嘉賓,送上蜜糖,迎接中指?很明顯,「宣傳政改」不過是幌子,這場政府大騷的真正目的,在於挑動矛盾,引起混亂,令游離民意(為免添煩添亂)投向政府,施壓泛民。

這場假騷的目標,沒錯是爭取民意,但真正在推銷的,卻不是「袋住先」政改方案,而是一個保守、安定、潔淨的(偽)完美社會。



提醒同路人切勿彎腰

問題又來了,面對擺明不懷好意的一場假騷,我們應該如何是好?表面看來,既然這場民意騷的對象並非我們,那麼為免影響心情,大家絕對應該自挖雙目,刺穿耳窩,把政改宣傳視為天大笑話。作為心清眼亮的香港人,我們只需要將全副精力花在廿七位泛民議員上面,確保他們腰骨挺直,軚盤鎖緊,否決方案,不就大功告成?

也許未必。請不要忘記「一定要得」既是弄虛作假的爛表演,又是深謀遠慮的民意戰。在未來兩個月,政府將會聯同一眾建制力量,學效丁蟹,用盡手段,顛倒是非,指雞為鴨。爭取也好,騙取也好,整副機器的最終目標,就是叫民意站在政府一邊。

作為「民意」的其中一點,我們的首要任務,固然是明確表態,同時提醒同路人(特別以湯家驊為首)潔身自愛,切勿彎腰;但同樣重要的,是站在政權對面,跟官員作民意爭戰——你可以花大錢,賣廣告,搞爛騷;我們同樣可以口耳相傳,勸說身邊人(尤其是長輩)「袋住先」的禍害——特別是政改方案的優劣,根本與香港社會的「亂象」(例如佔領)毫無關係,請他們勿受政府蒙騙。

當然你或許會說,八三一後,要說的話老早說過,他們就是不聽,還可怎樣?也許是的。身處大時代,丁蟹橫行,歪理當道,有心人難免心情納悶(只得寄託《大時代》)。但在政改大騷終於開場,民意戰鼓已經擊響的當下,在圍觀看騷和寄望泛民以外,這,或許是我們唯一可做的一件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26

Monday, April 13, 2015

麥記結業 與我何干



上個周末,路經沙田新城市廣場五樓的麥當勞,瞥見店內掛起紅底黃字的特大橫額,大刺刺地寫着「新城市麥當勞光榮結業」,心裏有半分震撼。於是,轉身避開埋頭苦幹的中學生與游手好閒的老人家,找個空位,一邊大啖吃包,一邊仔細盤點心情。

震撼,源於回憶與無奈

震撼,一半因為回憶。我和萬千家庭一樣,居住沙田多年。到新城市廣場閒逛,是典型沙田家庭的假日指定動作,也是一代人的童年記憶。走進棕紅色的大商場,當大人們光臨百貨,掃日用品、儲印花、換禮物的時候;孩童們就到八佰伴玩具部看玩具,到廣場中庭欣賞噴泉表演,以及到四樓麥當勞(的火車卡位上),大啖薯條。後來,火車和火車卡位都消失了,但當時讀中學的我,放學後依然流連搬上五樓的麥記,或埋頭苦幹,或游手好閒,浪擲青春。這個地方,到處是我的腳毛,和記憶。

另一半情緒,源於無奈。近幾年,拜自由行行李與店舖變遷所賜,我跟萬千沙田家庭,早已將「遠離新城市」視為假日指定動作。今天走進白色大商場,你會發現它的店舖平民勿近,就算吃個飯,也動輒上百元——除非你光顧的是麥當勞。眾所周知,麥當勞的快餐食品荼毒細路,吃壞大人,但它畢竟是手頭沒錢的百姓的唯一選擇,也是平民於新城市的最後據點。失去這個據點,我心底有半點無奈。

但畢竟只有半點。狼吞虎嚥以後,我帶着半份情緒(和一嘴油膩),離開餐廳,頭也不回。

豈料翌日,有麥記結業的消息如潮湧至。翻開報章,記者借用街坊嘴巴(「麥當勞陪我長大」),慨嘆時代無情(「三十載情難捨」),踐踏集體回憶。及後上網,我看見有人聲淚俱下,撰寫輓文,既悼念終將逝去的童年,又懷緬死完再死的新城市;有人發揚香港精神,蜂擁上樓,大啖「新城市味」薯條,甚至高舉神棍,與M字拍照留念……

老實說,讀着報道,看着照片,我心裏最少有萬分震撼,億分不解。

這些年來,社會學家時刻提醒我們,麥當勞向來不是好人,M字招牌下,是微微失焦的絢爛夢境,又是時常失控的社會夢魘。作為體積龐大的企業,它信奉劃一效率,劃一標準,劃一味道,每個細節都要嚴格監督,滴水不漏。若說時代無情,麥記也好不到哪裏去。再數下去,它就算不是十惡不赦,也算惡貫滿盈﹕剝削勞工、虐待動物、欺哄孩童、污染環境,還有吃壞肚皮(若還記得福喜)。會為如此壞人離別而眼泛淚光的,大概都患有瑞典首都症候群。

「集體回憶」的虛幻

至於集體回憶,同樣教人不解。無可否認,火車卡位確是一代人的童年記認,問題是,這個所謂「集體回憶」早已在2005年被拆卸,跟今天的結業事宜,根本無關。翻查當年報章,甚至找不到有關報道——顯然,在天星碼頭尚未被拆卸的當時,「集體回憶」根本尚未流行,無足輕重。這多少反映「集體回憶」的虛幻,報章上的集體和回憶,大多是記者們一廂情願地建構。事實上,若論毀掉回憶,罪魁禍首也該是企業本身﹕近年全港麥記都進行翻新,裝修成同一格調,就連店裏播放的歌曲,也大同小異(如Lost Stars)。「集體回憶被時代吞噬」的說法,站不住腳。

更不解的是,香港人近年已多次為「麥記結業」而痴心錯付——山林道、彩雲邨、海怡半島的老牌麥記,都曾打鑼打鼓宣布結業,換來萬千家庭抱頭痛哭,破口大罵,最後拍照留念。然後,幾個月過去,新的麥記就在原址或附近重新開業,哭過罵過的大眾啼笑不得。這次新城市麥記會不會重蹈覆轍?無人說得準。但前車可鑑,大家何不留住痴心,制止淚眼?

過了幾天,我再次經過那家行將結業的麥當勞。紅底黃字的橫額、低頭溫習的中學生,以及游手好閒的老人家,照舊佔據店裏一角,互不理睬。這一次,我放下情緒,用力觀察,然後想了許多許多。

有情、有義、鬧市的一扇窗

麥記結業,也許與你無干,亦非大事,但如此現象多少帶給我們三點啟示﹕

一、香港人對麥當勞有情——麥當勞叔叔注定是個紅髮綠眼的壞人,但無法否認,至七十年代第一家麥記於百德新街開業以來,香港人確實為這個壞人付上過如假包換的真感情。到今時今日,小朋友仍為開心樂園餐(的玩具)而傾心,大人仍然記得「雙層牛肉巨無霸」的蹺口、史諾比公仔的吸引、麥當勞姐姐的笑容,甚至是人生初次光顧美式快餐的興奮。這顯然不是一句「集體回憶」就能說明。

二、麥當勞對香港人有(意)義——作為企業,麥記做盡天下資本家都做過的壞事;作為餐廳,它賣的每份超值套餐都注定是垃圾食品。但我們又絕不能就此扼殺它對香港百姓的意義——畢竟,在社區遍地開花的它,既是中學生的自修室、老人家的娛樂場、情侶的纏綿地、購物客的休息點,又曾為多少口袋缺錢的平民大眾,換來半餐溫飽。麥記之於香港人的意義,並不簡單。

三、麥當勞是一扇窗——想深一層,為何沙田人會為大商場裏的一家小麥記而呼天搶地?不是大家情緒失控(雖然偶爾也會),而是因為它是新城市內最後一點(平價)公共空間。離開麥記,遊走商場,你會發現裏頭的座位寥寥無幾。如是推想,麥記受歡迎的現象,背後反映的,可能正是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學生學業壓力大,又無處溫習;老人家生活艱難,又無處可去;情俗意欲拍拖,又處處是人。鬧市裏的麥記,如一扇窗,透視社會脈搏。

不信?大可找一晚,到一家通宵營業的市區麥記(如佐敦道那間),吃頓消夜。然後,你會發現,身邊的「食客」,全是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他們正盤踞各張餐桌,稍稍歇息。那露宿者為何無家可歸?情侶們為何無處可逃?商場裏為何無(免費)座椅?中學生為何要日夜溫習?這些問題,已經事關大社會,無關小麥記。

麥記結業,群情洶湧,這可以是香港人集體反智的又一證明,但同樣可以是社會問題的再三反映。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412

Monday, March 30, 2015

催淚半年,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咁就半年。」

三月二十八日,催淚半年。朋友一邊慨嘆,一邊跟我分享當晚寫下的日記,回溯「速離否則開槍」的悲痛與跌宕。字裏行間,他問了不少佔領者都問過的一條問題﹕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如果不,香港人究竟會怎麼樣?

半年過去,問號浮上水面,教人深思。前半截問題,固然是大刺刺的「不」,但後者呢?在煙霧散去但陰霾仍在,雨傘盛開又漸告凋零的當下,香港人處於怎樣的狀態了?根據這兩天的觀察,答案最少有三個。
繼續撐 / 鬱悶 / 嘲諷紀念

有人視「毋忘初衷」為人生格言,屢仆屢起。周五晚上,走過西洋菜街,十數個有心人無視警察的監視目光,結隊前行,撐起黃傘,高喊口號。這班貫徹「夜夜去鳩嗚」精神的中年人,還有如今仍在添美新村駐紮留守的,方是「深耕細作」、「深入社區」的一群。



他們不過是少數。更多曾經熱中佔領的香港人,當下臉上若無其事,心裏若有所失。周六中午,途經添馬,俯視夏愨,一路上的平民百姓,眉頭深皺,拳頭緊握,彷彿迷霧未散,依然瀰漫;滑動手機,很少人再大聲吶喊「不枯也不散」,頂多是輕輕慨嘆「咁就半年」,讓心情維持過去幾個月的狀態——不狂不放不慍不火不驚不喜不悲不哭——或曰,鬱悶。

還有第三派香港人。佔領期間他們血液沸騰,緊守街頭,每日每夜與有形無形的政權機器負隅頑抗。清場過後,他們回歸鍵盤前面,盤算結果,發現雨傘運動說到底不過敗仗一場。半年過去,他們斷定紀念即示弱,回顧即怯懦,於是捧起冷水,致力冷嘲熱諷,澆醒世人﹕運動成功了嗎?我們有真普選了嗎?既然不,那有什麼好紀念?

三種取態,各有成因。但歸根究柢,無論是哪種情緒哪種狀態,源頭都在於佔領經歷。那段日子,大家都交付真心,奮不顧身地投入運動裏頭。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全情投入,就像狂戀。



「呢幾個月,其實大家根本就好像失戀。」上周五晚,中大深夜讀堂上,陳慧老師打了這樣的比喻。話甫落,現場師生反應不一,有人流了清場後的第一滴淚,有人低頭回想昔日時光,而我,則在猛力點頭——催淚半年,香港人無論是堅持撐傘,是鬱悶沉寂,或是冷嘲熱諷,箇中因由,都源於一種難以宣之於口的,失戀感覺。

失戀,全因(自問)驚天動地愛戀過。對於「愛」,香港人向來含蓄。理性上,我們知道做人要愛伴侶,愛父母,愛香港,但現實擺到眼前時,卻往往不懂說,更不懂做。

但半年前,當第一枚催淚彈從天而降,許多人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前所未有的狀態。由那時開始,我們突然迷上馬路,戀上帳篷,喜歡傘下每個同路人,更大言不慚,高叫「我愛香港」。更明顯的,是我們更熱愛跟這場運動有關的一切——無論是石壆上的貼紙、天橋旁的橫額、不斷進化的樓梯,以至一同捱催淚彈,吃警棍,共同進退的伙伴。難怪清場過後,經常有朋友說,好懷念佔領區的人事物。


愛過信過 卻沒有好結果

香港人熱愛這場運動,當然更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爭取公平制度,以至社會公義的途徑。催淚煙起,群眾退了兩次,然後不再讓步,那刻大家真心相信,政權或許真箇因而讓步,讓人民勝利。此後的七十九年裏,帳篷裏的人,捱警棍的人,都如此天真地相信過。

直至一切戛然而止。眼見馬路、香港、特首笑臉一同「回復正常」,佔領者無不心痛﹕我(們)付出了那麼多,為何依然沒有好結果?我們明明愛這個地方,甚至以此為家,為什麼這個地方(政府、權貴,甚至平民)不愛我們,懶理群眾死活?於是大家心碎了,失戀了。

但就跟真正的失戀一樣,不同的香港人面對相同的打擊,反應卻迥然不同——有人矢志不渝,堅持初衷,撐起黃傘,誓要感動蒼天,感動百姓;有人否定過去,堅決前望(並光復),視一切紀念留戀為不思進取的「港豬」表現;更多的人一邊顧忌崩口碗,一邊難忘未結疤的傷痕,只得鬱悶過活,靜候復原,等待(不知還會不會有的)新歡——過去兩三個月,我發現身邊朋友關心政治的程度,直線下跌;認識的大學老師甚至說,這陣子辦學生活動,反應前所未有地差。大家似乎身心俱疲。

到了今日,「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已經不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近日議題已解格至「北韓是否真普選」)。身為曾經滄海的香港人,真正要思考的,是半年過去了,我們何所去又何所依?面對有發生過的佔領運動,我們應該執著舉傘,默默紀念,抑或拋諸腦後,另結新歡?佔領後心情破碎,我們如何自處,要學習的又是什麼?


「我的獨立宣言」

我想起何韻詩。

這個星期,何韻詩於報章專欄發表一篇「我的獨立宣言」,表面在談自己離開唱片公司,由主流歌手轉為獨立歌手的箇中心情,但細讀之下,她在宣告的,其實又是一個平凡人走過狂風巨浪後,學習坦率面對,嘗試自強獨立的心路歷程。這恰好,又是香港人經歷「失戀」陣痛後,需要學習的一件事——獨立。

何韻詩在宣言慨嘆,「我所認知的舊有規律,一夜間好像不再適用。這個新的方向,跟所謂的主流徹底對衝」。香港人面對的處境,同樣沒有分別——佔領前累積多時的躁動,馬路上大鳴大放的狂戀,今天經已過了期,不再適用。發現這個殘酷現實的時候,我們必然難受,甚至鬱悶。面對三跑的草率、官員的狠話,我們也彷彿用盡了憤怒的額度,不知再如何應對。

但身為成熟的人,我們不能再沉溺於載浮載沉的狀態。在陰霾罩城半年的今天,香港人或許無法推倒不義制度,但至少我們可以像何韻詩學習當獨立歌手(辦市集、做麵包)一般,嘗試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彰顯獨立精神,小至支持有心的獨立歌手、出色的電視劇集,大至繼續不懈地監察施政,甚至像好些新的青年政治團體般,走上街頭,服務社群,出戰區選。

催淚半年,我們可以心灰,但要避免意冷;可以失望,但不能就此絕望。半年紀念看似無稽,但若能因而彼此勉勵(而不僅是圍爐取暖),鼓起勇氣,各自寫下「我的獨立宣言」,並重新在生活裏實踐,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咁就半年」,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長嗟短嘆,也可以是重新覺醒的自我勉勵。問題只在於,我們這些因心碎而裝睡的香港人,到底意願如何?又是否願意再次交託真心,付上所愛,全情投入下一場運動(又或選舉)?

在迷霧裏再踏征途,踽踽前行,這或許才是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29

Monday, March 16, 2015

危殆以外,香港電視劇的點線面



周中深夜,朋友煞有介事地傳來兩份報告。第一份,是「無綫過去一周收視報告」,劇集《衝線》錄得23點收視,即約150萬人收看;第二份,是「香港電視收視報告」,報告顯示,收看港視節目的每日平均人數(點播加直播),約為13萬人,粗疏地換算成傳統收視,即2點,剛好勝過亞視九成節目。朋友神色凝重,發出哀鳴﹕「香港電視,死得喇。」

我明白他的心情,這番結語,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香港(的)電視危殆——無綫劇集質素不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集體常識。過去幾年,我強忍眼痛,看過不少粗製濫造的「台慶鉅獻」、「溫情小品」,但從沒有一齣,足以「媲美」《衝線》。這齣掛着「青春劇」招牌的劇集,演員不濟,劇本難看,拼湊起來,不單脫離人類常識,更是無異於中學生話劇。如此水平的作品,竟可吸引150萬對眼球,這明顯是香港電視史上的(又)一次文明災難。

(二)「香港電視」危殆——數字說明一切。香港電視去年11月正式啟播,開台首周,每日平均有56萬人目擊《選戰》,欣賞《警界線》。這數字,此後逐個星期下跌,今天已跌至高峰的四分之一。眾所周知,電視媒介是體形龐大的文化工廠,要持續運作,就必須留住廣告客戶(袋裏錢)。偏偏客戶的目光,向來少看王宗堯演技,多理收視數字。觀眾離棄,收視下跌,客戶走避,工廠自然活不長久。更何况,香港電視開台四月,之前拍下的十八齣劇集,已經消耗了超過三分之一。前路,明顯只會愈發難行。

坦白說,這並非一兩個電視迷的低聲哀鳴。過去幾星期,隨着(大眾媒介緊貼報道)香港電視收視持續「失禁式下跌」(健吾語),不少有心人都在網上聲淚俱下,高談闊論——有的將矛頭指向觀眾,斥罵大眾「唔識貨」,慨嘆「香港人不值擁有自己的電視台」;有的踏後一步,重新檢視港視劇集,得出涼薄結論﹕其實《選戰》跟House of Cards差太遠,香港電視恐怕死不足惜。

這些說法,我有感覺,但說法背後所持的理據,卻令人有點渾身不自在。收視下跌,既可以因為觀眾全是井底之蛙,不懂欣賞,也可以歸咎無綫多年霸權,將「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化成民間信仰,於是大眾寧願蒙眼《衝線》,也不願動腦思考《第二人生》;港視製作,肯定不及歐美,但除了與歐美比較,又或將收視點放到最大,我們還有否別的標準,去判斷一齣港劇是否好看?

 貼近社會時事愈見追捧

於是這個星期,我不理收視「點」,改由「線」出發——不是無綫的《衝線》,而是香港電視的《導火新聞線》。作為電視迷,這一條線,我看得很高興。

《導火新聞線》,香港電視的最新播放的劇集,講述一間報館,幾名記者報道新聞的故事。老實說,講記者的電視劇,在香港從不罕見,就算屢被批評脫離現實的無綫,去年的實况劇《我們的天空》亦是以記者的角色作為劇情主軸。但《導》的資料搜集明顯更加出色,劇中記者們的工作(查冊、問PPRB)、用語(「炒台」、「拎bite」)、信念(「新聞自由是用來呃街外人啫!」),都貼近真實,難怪身邊的記者朋友紛紛稱讚,「除了過分強調5W1H,真的很寫實!」

《導火新聞線》的另一賣點,在於劇情線「熟口熟面」。看完頭幾集,你會發現,裏頭描述的社會,跟現實中的香港,幾乎毫無差異——劉進圖遇襲一事,在熒幕再度上演;露宿者被食環署職員抄家一幕,也竟然會重現眼前……貼近社會現實的情節線,令《導》馬上被大眾媒體捧為「神劇」、「先知劇」;網民重拖故技,將畫面定格、拼湊,連點成線,成為有影像、有文字的信息,廣泛流傳。此情此景,就跟之前《選戰》,一模一樣。

這多少反映了,港視觀眾對劇情線的要求。翻查劇集口碑,就更是一目了然——評價較佳的四齣劇集,《選戰》、《警界線》、《來生不做香港人》、《導火新聞線》,都是比較貼近社會時事的作品,裏面蘊含的信息,亦因而更合觀眾的口味。

這豈不代表,香港觀眾需要更多刻劃現實的電視劇?有這種可能。但另一方面,觀眾之所以對這幾齣劇受落,也可能基於大眾媒體、廣大網民的推波助瀾——當一齣作品的劇情線(看似)跟社會政治有關,就馬上被捧上神台,對白鍍金,演員封聖,成為一時熱話。既成熱話,香港觀眾例必獻上時間,雙眼奉陪,然後化身推銷員,轉送親朋戚友。

問題在於,牽涉社會時事的劇集,就是好劇嗎?假如我們只因電視劇有觀眾「熟口熟面」的情節線,就為其高唱讚歌,這不單反映社會情緒無處抒發的悲哀,對電視製作人員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一種侮辱。畢竟,他們所花的工夫,注入劇集的信息,從不是兩、三張cap圖,就能表達。而我們要真正欣賞一齣劇集,除了可以依賴收視報告上面的「點」、看其劇情「線」是否符合現實,更重要的,是動刀剖開電視,從橫切「面」尋覓劇集的潛藏信息、幕後人員加諸其中的價值觀。

 製作心思非「cap圖」能表達

這才是《導火新聞線》令我看得高興的原因。這齣劇集,不僅貼切反映記者生活的現實,更加對好些新聞行業的問題,帶出了頗為立體的討論。譬如說,在市場主義大過一切的社會,「人狗交」的奇情和「炸彈案」的真相,哪個更值得被報道?所謂的「新聞道德」究竟又是什麼?記者好心做壞事,是否值得被寬恕?「新聞自由」這個人人掛在口邊的光環,事實上是怎樣的一回事?對這一連串問題,《導火新聞線》沒有(或者尚未)作出非黑即白式的解答。而這,恰好正是現實社會的橫切面。

香港電視是否危殆?這恐怕是全港電視迷必須承認的事實。然而,作為精明的觀眾,在聲淚俱下、長嗟短嘆以外,我們也應該擦亮雙眼,看清楚一點——香港電視劇集,有點,有線,更有面。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15

Monday, March 02, 2015

致香港: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上周一早上舉行的奧斯卡頒獎禮,據說是萬眾期待的全球盛事。但老實說,基於兩個原因,事前我一直沒打算看。

舞台上的人性

一、它「全球」——眾所周知,我是流行文化的發燒友,但發熱的範圍,長期限於香港境內(最遠達至南丫島)。多年來我關心荷李活道的冬青大樹,多於荷里活區的明星光影;本地牛雜的味道,往往比牛肉漢堡的美味,更令我心動。

二、它「盛大」——經驗所見,頒獎典禮永遠是大明星與真超人的遊戲,俊男美女個個穿上華衣美服,或白金,或藍黑,走到台上,接過耀眼獎座,演說漂亮謝辭(例如「多謝樂小姐、Paco」),就大功告成。舞台之上,盡是精心編寫的金句,卻鮮見有血有肉的人性。

當日早上,盯着(在面書上)即場轉播的頒獎典禮,瞥見朋友們蜂擁而上,人人朝着熒幕肉緊大叫「好感動」、「真是好感動」。終於按捺不住,即晚翻看明珠台重播,結果感覺有如被摑了許多巴掌。我知錯了——奧斯卡頒獎禮,不是一句「全城盛事」就能概括描述,因為它的台上台下,除了明星光影、牛肉漢堡和華衣美服,還有很多很多的,有心人。

因為有心,所以Boyhood女配角Patricia Arquette奪獎同時,不忘在台上對向來缺乏人性的美國社會和電影工業,作為呼籲﹕女人也是人類一分子,理應獲得公平待遇;因為有心,於是饒舌歌手Common一邊高唱馬丁路德金的民權之路,一邊向看似凋零的香港民主運動致以敬意;因為有心,編劇Graham Moore在電影細說Alan Turing的故事以外,還向全世界分享絕少在舞台出現的寶物——人性,以及發人深省的金句——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坦白說,在這種級數的全球盛事上,踏上舞台的每一個人,都渴望能煉出流傳後世的足金金句。這次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得以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焦點,除了因為它情感真摯、有血有肉(甚至血肉模糊),還因為它能夠為遠在香港、事不關己的我們,帶來啟示。

這星期活在香港,編劇金句,餘音裊裊,處處迴盪。

啟示一﹕藝人

Graham Moore的台上感言,換來台下群星一致歡呼、鼓掌、喝彩。這不難理解,娛樂圈向來是個人獸共處的大染缸,台前幕後的大明星、微生物,人人看似性格奇特,奇峰凸出,但實質卻要飽受世人白眼,是大鳴大放,還是鋸去稜角?向來是耀眼星光中的暗角黑影。

如果同一番話,放在香港,究竟又會換來什麼反應?恐怕完全不是那回事——香港的藝人,每天起牀,當然要面對同樣的兩難、同樣的掙扎。然而在市場、老闆的巨大壓力下,大部分藝人早已放棄奇峰,甘於平庸,學習一樣的唱腔,踏足一樣的道路,變身一樣的明星。今天回想,香港還有多少明星,特立獨行,堅持weird,甘於different,最後被大眾認同。數來數去,可能只有周潤發一個。

這個星期,我第一百次跟發哥(於朋友的面書上)碰面。這次有幸捕捉發哥的,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朋友。看她和他的合照,我既羨慕又好奇﹕一個廿歲出頭的少女為何會對發哥着迷?香港人向來視周潤發為大眾子侄,但這份感情,大部分源於多年前大家對這香港傳奇的認識——出身南丫島,出身基層,住過旺角,讀過飛仔學校,中三輟學後,做過服務員、Sales、的士佬,最後走入電視城,成為天王巨星……但這些歷史,廿歲少女明顯一概不知,為何還要合照?為何發哥仍是全港街上體積最龐大的一顆明星?

只因全港的街上,只有他一顆星。香港藝人自命清高,出入神秘,乘地鐵甚至要自拍留念,否則便是有失身分。偏偏周潤發多年來不信這套,堅持在九龍城街市和港九行山徑上以真面目示人,是古怪(就香港明星的標準而言),又是親民。翻開他近日的訪問,更發現這顆明星,行徑怪異(用Nokia電話),習慣怪異(十點上牀,六點起身),興趣怪異(說自己只有兩股,所以不炒股)。但正因他異於「凡星」,香港人今天對「發哥」才情有獨鍾。

啟示二﹕高官

另一個大眾受落的名人,名叫「財爺」。

星期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多見小修小補,少有治港藍圖,真正有亮點的舉措儼如鳳毛麟角。但這份預算案出爐後,坊間反應卻出奇地好,評分更為五年新高。箇中原因,可能跟實際的派糖毫無關係,反而是出於對財爺的觀感。

老實說,作為(為交稅牙痛的)香港市民,我對預算案和曾俊華,都沒有好感。但這幾天,翻揭報紙,緊貼面書,我卻在財爺身上,發現一件近年在政府高官身上完全失傳的物件——人性。譬如說,他(的團隊)會自認「大鄉里」,學讀面書,勤練劍法;預算案中,他既跟從官方口徑,批評佔領運動,又不忘在結語部分認同年輕人對「心中富有」的追求,直言「我們需要回應」;記者會後,他會做好公關,舉起神棍,跟記者(而非地區「青年」)合照……如此人性,香港人許久沒見識過。

先撇開這份「人性」當中夾有多少陰謀雜質,背後藏着什麼公關伎倆,香港人的觀感又有多少出於一廂情願式的美麗誤會,但不能否認的是,財爺這一連串異於近年高官作風的舉動,頗為有效地俘虜香港人的心——起碼許多人因此醒悟,香港的官,至少應當如此。在這個講求統一口徑、集體意志、相同路線的梁振英高官班子中,這一點difference,縱然無關痛癢,也算是難能可貴(及悲哀)。

啟示三﹕香港

奧斯卡頒獎禮結束後,有心人再次痛心疾首地宣布﹕如果香港的金像獎也像如此,就好啦!

兩日後的財政預算案上,曾俊華響應呼籲,揚言受美國電影Chef啟發,提出引入美食車,矢志令香港貼近紐約,追趕倫敦,進入全球。結果引來「只許州官美食車,不准民間小販檔」的質疑。財爺捋着鬍子,急忙回應﹕「Food truck都可以賣魚蛋。」

作為地道魚蛋的發燒友,對於財爺這番話,我有感覺。這些年來,我走遍港九新界,發現魚蛋的體積逐漸由乒乓球變成波子,價錢卻由五蚊七粒,變成十蚊五粒。那麼價值五十萬元一部,即將「盛大」推出的美食車上,會不會出現又大又圓又好吃的魚蛋?大家心知肚明。多年以來,香港地的寶物,無論魚蛋、牛雜,還是藝人、明星,之所以是寶,通常因為它粗中帶幼,而不是它有多「盛大」的來頭和口號。

更重要是,究竟香港是否還要繼續盲目地朝着「全球」的標杆直跑?在邁向國際(又或大陸)的洪流之下,香港地是否可以容讓更多的有心人(無論是小販、藝人,抑或高官、學者),堅持怪雞,落力七彩(不是白金,不是藍黑),做好自己和香港的本分?

今天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帶一路」或是「賣魚蛋的food truck」,而是Graham Moore的一句﹕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301

Monday, February 16, 2015

新市鎮身分意識


某夜,收到朋友信息,相約本周日,前赴沙田市中心聲討水貨客。我為人冷血,對於外來邀約(尤其是有「光復」、「本土」、「前線」等字眼的活動),慣性說「不」。朋友血液向來熱得沸騰,聽見「不」字,馬上回敬一句:「喂,你係咪沙田人呀?」

這是教我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我家住沙田。三十年前,父母結婚,各自搬離九龍老家,穿過獅子山隧道,戰戰競競,遷入當年剛發展的沙田。三數年後,我在這裏出生,學習寫字(就讀的中小學都在這區)、過馬路(照紅綠燈指示)、踏單車(在單車徑上),以及做人。直至中學畢業,我人生的頭十多年,基本上在這個新市鎮度過。當年的我,儘管在城門河四周留下過不少腳步,卻絕少覺得自己是「沙田人」——道理很簡單,因為從沒比較。

中學畢業後,為了「衝出沙田」(以及「犯賤」),我過了對面海讀書,生活的圈子,開始由這個事事整齊的新市鎮,逐漸向南移。每天上課,必須擠上火車,然後穿梭水泄不通的旺角街頭,尋找生路,登上小巴;放學後同學們相約晚飯,選址不再是沙田大商場的快餐店,而是西營盤、銅鑼灣,以至尖沙嘴、旺角的食肆;我身邊的豬朋狗友,不再是盤踞沙田各大屋苑的地頭蟲,而是來自全港十八區的過江龍。那刻,確有一種「大鄉里出城」的感覺。

新市鎮之別

出城,才知道自己是鄉里。離開沙田,我驚覺「屋邨名校」跟「傳統名校」的產品,原來永遠有點距離;踏入市區,我瞥見原來馬路上少有紅綠燈,而單車,卻永遠不在單車徑上行駛;跟同學傾談,我發現原來不少港島人仍然以為沙田是荒漠,上水居民居水上。事後回想,這種帶點無知的互相錯摸,既源於居住經驗的差異,又出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新市鎮人」與「市區人」。

當然這兩套身分的建立,並不單純出於居住地點的分別——畢竟香港交通便捷,區與區之間的流動,頻繁又方便﹕凌晨在旺角登上紅色小巴,半句鐘直達上水。居住的地點,似乎未必主宰一個人日常生活所踏足的範圍、地域。然而,許多「新市鎮人」跟我一樣,八、九十年代隨着家人遷進屯門、元朗、沙田、粉嶺等區,一直居住,拜教育局派位政策所賜,大部分人得以在原區就讀中、小學,加上新市鎮的規劃,往往着重「自給自足」,不少「新市鎮一代」人生的頭十數年,足不出「區 」。個人的歷史配合生活經驗,形成「在旺角會迷路」的新市鎮人。

話雖如此,就算「新市鎮一代」能夠藉着自身與「市區人」之別,勾勒出自己所屬的身分,但這個身分,畢竟仍是一個極其廣泛的模糊概念——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就顯示,現居新市鎮的香港人口,已經超過半數。在這一半香港人當中,除了覺得自己跟「市區人」有點差異以外,又會否感知各個新市鎮之別,從而建立出「沙田人」、「屯門人」、「上水人」這些地區身分?

對此,我一直心存問號,因為香港新市鎮的規劃,大多出自同一模子﹕沙田市中心跟屯門市中心(特別是大會堂附近)外觀極度相似;大埔與上水的城市佈局,某程度上又如出一轍……不同新市鎮的居民,無論是行街購物、出入交通、日常康樂等生活經驗,其實都出入不大。除非是擁地自重的鄉紳權貴,否則一般的新市鎮居民,照道理不會以什麼「元朗人」、「粉嶺人」自居。

時代巨輪 社區自救

結果,過去幾星期翻揭報章,我的問號,屢屢受到挑戰﹕傘開以後,社區組織(北區動源、沙田新幹線、埔向晴天等)相繼成立,成員多數為年輕臉孔,銳意改變社區,於是連日大派口罩,宣傳選民登記;地區媒體遍地開花,有的實體印刷,現場派發(如《埔紙》),有的每日更新,在網上發布資訊(如「沙田區Sha Tin District」);群眾運動擴散社區,每逢假日,例必出現當區居民(以及大量血液沸騰人士)與國內遊客、水貨客衝突的場面……姑勿論成效如何,現象又摻有多少外來雜質,我們都無法否認,地區身分,以至街坊意識,已經正在新(市鎮)一代,高速滋長。

這種意識究竟從何而來?仔細盤點,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外敵當前。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新成立的社區組織都位於東西鐵路線——屯門、北區、大埔、沙田。這兩條鐵路線,既連繫中港兩地,近年又燃點不少衝突場面。無論是把香港視為超級市場的自由行旅客,抑或旨在「搵食」的水貨客,都為這幾個地區帶來源源不絕的煩惱。居民的生活受阻,更是求助無門﹕區議員永遠唯唯諾諾,然後專注寫揮春;政府往往把市民的急切訴求,置若罔聞,一拖再拖。年輕人眼見居住多年的家園,就此毀於行李篋與時代巨輪的夾擊下,又有冤無路訴,只得聯群結黨,發揚社區意識,連繫公民社會。

二、社交媒體。以往,屯門人要知屯門事,並非理所當然。在大眾媒體橫行無忌的年代,社區消息猶如甜點,可有可無。於是居民要得悉社區資訊,許多時候只靠口耳相傳。社交平台興起後,信息的流通逐漸以小眾主導,在他區居民眼中看來無關痛癢的地區新聞,從此得以透過社交網絡,廣泛流傳。各區居民,開始對所住社區正發生的事——無論是老舖關門,抑或遊客肆虐——更加瞭如指掌。「自己社區自己救」的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身分,因而滋長。

當然,在這一代人社區意識萌芽之時,我們除了可以大聲質問「你係咪沙田人?你去唔去光復?」,還可以思考一連串問題﹕區議會選舉就在年底,對於社區有承擔的年輕人是否願意落區迎戰蛇齌餅粽?面對眼前一點一滴被侵蝕的社區,血液向來熱得沸騰的朋友選擇驅除韃虜,恢復本土,我們可以支持,可以反對,但除此以外,平民百姓又可否多走一步,聚集力量,守望相助,把這份意識、這個身分,發揚光大,感染他人,用於改變社區(又或阻止社區被改變)?

這是教新市鎮一代徹夜輾轉的好問題。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15-02-2015

Monday, January 19, 2015

當五歲小孩遇上《學苑》



周三早上,目睹特首於《施政報告》開首,特地為青年開闢廣告時段,大力宣傳《學苑》;及後當眾表演「即席朗誦」,示範「大石砸死蟹」。看畢,腦袋隱隱作痛。

頭痛,一半因為《學苑》。我是港大學生。多年前的新生迎新日,我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我生平最怕去動物園,自然左閃右避。好不容易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規模細小(只有一張長枱),作風低調(沒有美女學姐投懷送抱)。「有無興趣幫《學苑》做記者呀?」不起眼的師兄問。聽畢,我冒汗,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跟編輯們(依然沒有美女學姐)開會。其間,副總編輯從書櫃取出幾份舊刊物,說《學苑》打算做本五十五周年特刊,着我們這些新生每人拿一些舊刊回去看看,遲點再談。我小心翼翼接過又乾又脆的書刊,稱謝離去。回家路上,翻揭這幾份比我更老(生於1979年)的歷史文獻,大開眼界。開眼,因為裏頭有兩件十分罕見的東西。


 翻開自由與思潮

一、自由。漫長人生中,總有短暫失控時期。打開《學苑》,你會發現大學生怎樣思想「失控」。當中有的道德大膽(談情說性),有的堅持「無大」(封面把麥理浩的頭剪拼在大隻女人身上),有的主張「無細」(用整個專題嘲笑港大學生反智)……是輕蔑瘋狂,也是自由奔放。即使不同年代的學生對「自由」的定義有異,但這些年來,最保守的《學苑》也會敢於解構「大學五件事」,挑撥「大學生等於社會棟樑」等社會常規。

二、思潮。《學苑》裏面,偶有平民思潮的痕迹。翻開那幾份又乾又脆的《學苑》,會發現裏面的文章,篇篇大件(動輒幾千字)兼難啃(一連數頁教大家跟馬克思做好朋友)。然而在大堆頭的學術符號背後,又見當時四人幫倒台前後、大學校園內的新左思潮蹤迹。譬如說,對於七十年代末大眾文化氾濫的情况,《學苑》仝人不惜高舉法蘭克福學說,大力鞭撻。現在翻看,看似過於偏激,但這畢竟反映了當時思潮——說到尾,大學生的所思所想,不過受社會環境所薰陶、影響。

因為種種原因,我最後沒有到《學苑》「上莊」(連書也忘了歸還)。但此後幾年,我在港大校園呆滯行走,確實看到這本刊物在變。起初它只是一本極不起眼的學生刊物,長期滯銷(雖然是免費派發),內容大多圍繞校政(那些千年一日的政治風波),不然就是「飯堂應否有曱甴」、「大學可否有第六件事」等無關痛癢的話題。那幾年的《學苑》,本本印刷精美(先撇開排版核突不談),但大部分仍然過目即忘——因為絕少有大膽的思潮痕迹。

 大膽程度拾級而上

其實也很難怪。那幾年曾蔭權當政,香港社會總算少風少浪,七一遊行人數屢創新低,痛罵高官既是家常便飯,又是無甚驚奇。活於如此年代的大學生,將腦袋暫且擱在一邊,絕不出奇。直至2012年以後,《學苑》的設計質素持續滾下山坡(字體用「新細明體」),但內容的大膽程度卻是拾級而上——關心的議題不再是「宿舍有無位」,而是「香港夠唔夠屋住」,甚至到近一兩年,編輯們高舉本土思潮旗幟,大膽探討香港「命運自決」的出路……你可以質疑這是個別學生的政治主張,那無法否認,當中必然存在社會大環境的因素。

梁振英這星期的表演,之所以令我頭痛,全因他完全漠視學生刊物、大學生,以至教育的本質。大學本來就是一個鼓勵大鳴大放的地方,而學生刊物正正是那一代人的性格、思考的明確反映——有些年代,社會風平浪靜,大學生所謂的思潮,頂多開放至校園的閘門而已;但也有些時候,學生自命生於亂世,有種才是責任,於是矢志讓同代人的腦袋翻起巨浪,一同思潮作動。這,究竟是一部分「不能不警惕」、「值得關注」的「反動分子」行差踏錯,還是整個社會、整個政權都急需反思的集體責任?很明顯,梁振英第一千次選了前者作為社會亂象的答案。

不過,大學生終歸不是善男信女。向來喜歡自彈自唱的他們,豈會因為這次特首的朗誦表演,一時三刻把腦袋掉進洗衣機裏?真正會(被洗、被補腦而)頭痛的,會是未來的「青年」。

 頭痛的是未來的「青年」

過去幾天,我頭痛之餘,還有幻聽。我聽見一個五歲小朋友問道,「我大個咗,會變成怎樣的人?」這條問題,恐怕比「香港有沒有足夠土地」更加靠譜(雖然同樣純屬老作),也更加值得深思——究竟擺在一個五歲香港小孩前面的,會是怎樣的一條大路?

翻揭這幾天的報章,可見端倪。一年後,這小朋友升上小學,在繁忙的功課和興趣班之外,他還會參加一兩次內地遊學團,在內地官員的介紹下認識國情;他又會跟內地姊妹學校的同胞交流心得,成為放眼神州的中國香港好學生;課外活動方面,在男女童軍以外,他可以選擇當上青少年軍,向偉大的雷鋒學習紀律,在「在個人道德或社會道德,以至國家民族意識」上培養正確是非觀,做全港青年的榜樣。

結果,經歷過公民教育科、交流團、金蘭姊妹的無數次洗禮後,這位五歲小朋友終於由小學升上中學,之後他再參加了無數次交流、實習;公開試時他選修了(脫掉政治成分的)通識科,更獲得優異成績。拿着成績單的他考慮了許久,決定報讀香港大學——畢竟名氣比較好。

 遺失的,不止是《學苑》

新生迎新日上,這位曾經五歲的小朋友,呆滯地跟萬千新生一同在校園亂走,其間遇上不少學會、宿舍派出俊男美女,張牙舞爪,中途攔截,招攬入會。他為人害羞,只得左閃右避,最後逃到大學書店附近,看見一個攤位,名叫《學苑》。這個名字,他依稀有點印象。於是轉身,停步,趨前,留下電話號碼。

幾星期後,男生滿頭大汗地推開學苑的橙色大門,書架上擺滿了幾十年來的刊物,只是奇怪地,沒有了2014年那幾期。學長問他在找什麼,這個曾經的五歲小朋友摸摸頭顱,只覺腦袋隱隱作痛。

他不知道,遺失的,不止是那幾期《學苑》,還有大學生曾經珍視的自由,以及思潮。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18

Monday, January 05, 2015

懷念叮噹 記掛亞視



周五中午,接到叮噹配音員林保全突然逝世的消息,嘴唇微震。幾秒後,拉開抽屜,只覺惆悵。

消息傳出後,低氣壓籠罩全港,嘴唇劇震兼扯爛抽屜的,大有人在——沈旭暉無奈慨嘆,心裏突然有種「童年被掏空」的感覺;張敬軒肉緊疾呼,原來始終一天叮噹「返咗入去個櫃桶」後,會不再出現;萬千網民攜手並肩,重溫舊作,點唱新歌(「叮噹可否不會老」),然後一同照鏡,望見眼前的大雄,流了許多滴淚。

大眾在流淚,全因集體在回憶。1982年,叮噹首次在《430穿梭機》節目中登場,此後32個年頭,它和它的聲音,泛滿客廳,伴我成長。如今保全叔遠去,叮噹失聲,你我回憶被挖了大洞,心裏若有所失,乃理所當然。

但這份情感的投射範圍,大部分時間只針對幕前。「現在才知道,他真人的樣子,胖胖的、和藹的,原來跟叮噹真有幾分相像。」周六早上,我媽翻揭報紙,然後發表感言。星期五前,許多香港人縱然枱面放滿(用便利店印花換領的)叮噹模型,也對叮噹的聲音瞭如指掌,但對林保全的真正樣貌,從無印象,我媽只是其中一個。

這兩天,網上廣傳一條電影預告片,據說是林保全遺作。「這是叮噹的最後聲音,不容錯過。」傳來影片的友人神色凝重,千叮萬囑。聽見「最後聲音」四個大字,我影片未看,嘴唇先震。

再震,因為這一次我想起亞視。周一中午,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面對記者,神色凝重。他說,亞視目前正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在這最後關頭,全台上下被迫發出「最後吼聲」。當日,亞視向員工發放了11月一半欠薪,但餘下一半,以及再之後的12月薪金,至今天依然未有着落。新年過後,按《僱傭條例》規定,亞視員工可自由離職,這家有57年歷史的電視台,性命隨即進入倒數階段。


同集體回憶 何冷看亞視瀕危?

奇怪的是,這邊廂叮噹的「最後聲音」令全港市民心情翻滾,同聲一哭,但那邊廂,對於亞視的「最後吼聲」,普羅百姓卻是無動於中,當中不少甚至鎖起抽屜,暗自偷笑﹕「終於等到呢日來臨!」作為電視迷,我向來視「嘲笑亞視」為人生第二興趣(僅次於「怒罵無綫」),但這一次也禁不住在問﹕大家的反應為何這般冷淡?若果我們懷念林保全,全因他的獨特聲音乃香港人的集體記憶,那麼亞視的節目不也曾經風光一時,甚至同樣在七百萬個腦袋裏面佔有位置嗎?兩者分別為何如此巨大?我想不通。

與港人作對 死有何惜?

也許世上從沒有沒由來的恨。這次亞視彌留,群眾冷對,全因此前多年,對於觀眾的要求、期望,這電視台同樣冷對。昔日不乏捧場客的亞視新聞,連番出錯,又間中染有大老闆的紅色手印;曾經算是「過得去」的節目表,在公司資源緊絀下,只得滾筒式重播。結果,過去一度威脅無綫霸權的亞視,終於成為收視與廣告俱徘徊零點的「雙失電視台」。如此與港人作對的電視,今天之死,又有何惜?

我同意,也不同意。過去幾天,我向叮噹借來「時光電視」,重新審視亞視多年來的節目歷史,又跟一些於亞視工作的朋友談過(並冒上被借錢的風險),嘗試解開這台57年歷史的老舊電視機。然後,我發現,今天的亞視在苟延殘喘,猶如器官衰竭的病人,很難救活。不過就算這個病人病入膏肓,他的人生、他的起跌、他的歷史,對旁觀者而言,依然至少有兩點啟示。

一、亞視是自作自受,也是受害者——眾所周知,這電視台曾經輝煌。過去它的台前幕後炮製過《今日睇真D》、《亞洲先生》、《亞洲星光大道》等節目,曾經引起哄動,叫好叫座。直至隔鄰的無綫原封不動,將節目照抄一遍,變成《城市追擊》、《香港先生》、《超級巨聲》,亞視才落入下風,並在資源緊絀下,漸漸失去對抗的本錢。
亞視存活 起碼沒讓無綫得益

當然,亞視的淪落,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孽——若果其管理層的決策、能力不是如此不濟,以亞視員工的能力,總不會令電視台收視長期歸零。但在嘲笑亞視自甘墮落的同時,我們亦不能放過它身邊的無綫。若非無綫不斷使出超技術,趕盡殺絕,亞視絕對不會死得這樣快。更重要的是,若然亞視真的倒閉,全港能運作的免費電視,就只剩無綫一間。如此,作為電視迷,我寧願跟廣大亞視員工站在一線——期望有新人入主,救亞視於水火——這樣得益的,起碼不是無綫,而是香港人。

二、亞視前台無光,但後台有人。過去幾年,亞視遇人不淑,屢屢找來負心漢充當後台。但同一時間,我們絕不能忽略在亞視(真正的)後台裏面,卻有無數有心人,孜孜不倦,努力工作。這個星期,亞視員工成為全城焦點,我聽過不少人用最惡毒的言詞予以嘲笑,指他們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否則斷不可能容忍僱主欠薪,甚至繼續聽從葉家寶呼籲,當上義工,無償工作。

對此,我聽見不少員工有話要說。有位現職記者大吐苦水,說自己仍想留在這行,但其他電視台看見亞視當下處境,都在「食花生」觀望,她根本找不到新工,唯有留守,起碼日後可追討欠薪;另一新聞部員工則慨嘆,亞視的技術落後多年,現在要出去找尋同類工作,他自問毫無競爭力,束手無策。還有一位,不願再看網上有關亞視欠薪的報道﹕「大家可以恨亞視,但請勿恨我們。」他的嘴唇,也在震。

這些亞視員工跟林保全一樣,長期躲在幕後,面目模糊。他們或許沒這位同行那般厲害(又或幸運),能夠生產令你我同哭同笑的文化經典,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在後台努力過、奮鬥過。拜我們的政府所賜,香港的電視行業一直狹窄,流行光影背後的苦况,亦從來不足為外人道。今天,在懷念叮噹身後的林保全同時,請也記掛一下跟保全叔同行的亞視員工們。他們進退維谷,只覺惆悵。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0104

 

webpage tracking stats
PlayStation 2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