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啖笑，就可以了」——訪《老表，你好嘢！》製作團隊

按：因為隨口說了一句「如果可以訪問製作人都幾好」，所以有機會客串明報記者，殺入將軍澳電視城，訪問《老表，你好嘢！》的創作團隊。

刊於2013-01-30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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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近日熱播的《老表，你好嘢！》，觀眾迴響，眾說紛紜。有的觀眾相當受落，認為劇集惹笑，貼近生活；另一邊廂，兩地網民解構劇中符號，指摘劇集挑起中港矛盾，歪曲事實……反應兩極，群眾分化。我反而好奇，究竟劇集幕後，最初是怎樣想的？

播映兩周，《老表，你好嘢！》已接到二百多宗投訴，內容包括誤導觀眾、深化中港矛盾等。對此，劇集幕後一致認為，是觀眾想多了。編劇馬焱笑說：「我們做出來的，其實跟全香港市民所經歷的，又或在報紙上看到的，沒有任何分別。」編審龍文康說：「對於這些話題，我們沒有作出任何conclusion。身處的環境是怎樣，其實大家都知，也毋須再在電視裏再講。刻意加的話，就會變得很沉重，很無奈。」這個年頭，埋首現實，令人沮喪；脫離現實，感覺良好。這說法，相信很多人同意。

1979年，TVB劇集《網中人》以新移民阿燦為其中一個主要角色，當年參與編寫劇本的吳昊曾經形容，編劇們在編寫劇本時，感到社會正瀰漫一股緊張的情緒。為了記錄那股氣氛，令它不至揮發，製作人嘗試將這種社會不安攝下，投射情緒，結果製成八十集涉及恩怨情仇，話題嚴肅細緻的經典長劇。三十多年過去，氣氛再次繃緊，但TVB的文化產品，卻成了一齣喜劇。「去年年初，我正構思要開拍一齣喜劇，碰巧當時社會上發生許多中港矛盾的事情，鬧哄哄的，就決定用來做主題。」監製黃偉聲口中的，就是《老表，你好嘢！》的緣起。

《老》劇是喜劇，編劇的創作，完全以「好唔好笑」作為考量。觀眾們盯得肉緊，看得揪心的中港矛盾情節，在他們眼中，完全不是那回事。「我們只是嘗試將一些事實，沒有歪曲地以喜劇方式呈現，希望讓觀眾看得開心……」黃偉聲笑言﹕「只是沒想過有部分觀眾會那麼偏激。其實大家看完劇，得啖笑，就可以了。」這種「得啖笑」，箇中原理，就跟近年盛行的「食住花生睇好戲」有點相似。不求甚解，只求花生的娛樂，成了消化社會現實的主要出路，原因何在？「現在的人，返工已經很累，嚴肅的事情也太多。」內地出生的編劇吳祉默這樣說。

觀眾睇到咁多嘢，係佢哋叻

「和諧和諧，我會學習的……」前兩天乘港鐵，由中環到筲箕灣，身邊的小學男生像錄音帶般重複這句對白，不下十次。《老表，你好嘢！》對白的「洗腦」程度，可想而知。但和諧兩字，拜其政治含意所賜，近年相當敏感。「任何人生活在香港，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當然是需要和諧的，發生所有事情，我們都不會想抹黑、醜化任何人。」黃偉聲不諱言，這正是整齣劇集想帶出的信息。這個說法在網民眼中，乃「CCTVB」的罪證。為此龍文康解釋，《老》劇所強調的和諧，並不單用於描述中港關係：「整個故事的核心，其實不過是講家庭成員之間如何包容彼此，排解衝突。家庭裏的和諧，就是人人冷靜一點，一人少句。」可是觀眾的解讀，似乎遠超家庭層面，怎樣解釋？「大概因為社會環境的關係，大家都嘗試研究這劇有什麼隱喻，怎樣解碼，又或想反映什麼。坦白講，我們真的沒有想過這些。」龍文康一臉無辜：「如果觀眾睇到咁多嘢，係佢哋叻。」

我不會在電視寫《雲圖》

如果你有追看《老》劇的劇情進展，自會發現，那些被大眾放在顯微鏡下端詳審視的中港題材，幾乎全部只在頭三集出現，接下來整齣劇集，逐漸依循一般TVB劇集軌迹而行——談情，說愛。永遠講究家庭，描繪倫理，是近年TVB劇集為人詬病的一大原因。「我不會在電視寫一齣《雲圖》，又或《一代宗師》！這並非輕視電視觀眾，而是電視這個form本身的問題，它不容許你做這些事情。」龍文康明言，電視不單有其局限，受眾也始終應以家庭觀眾為主：「電視往往是一家人聚會吃飯時的娛樂。八點半這些合家歡時間，一家人吃完飯，輕輕鬆鬆笑一下，就很開心。」電視劇集，不能承擔太多。

王維基挖角造就「意外」

如果本地電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已經步入中年。六七十年代那種因為工業初生而引伸的即興實驗精神，逐漸散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最大利潤為先的取態，以及因為行之有效而隨年日繼承下來的規章制度。其中一個一直承傳的制度，在創作模式：「TVB的創作架構，通常都是一個編審，帶着幾個公司編劇，坐埋一齊，傾好大橋，度好分場，然後各自返去寫劇本。寫好交回，編審會修改，然後再跟監製傾。」入行三十年有多的黃偉聲說，這個制度在TVB，運行多年。一齣劇集前後風格不一，對白情節因循，許多時候都因為這刻板的「集體創作」。

《老表，你好嘢！》好看，全因意外：「去年王維基挖角，公司走了一大批創作人。人手不夠，就嘗試將劇本創作外判。」黃偉聲回想前因。結果最初出點子的王祖藍找來演藝出身的龍文康、馬焱，後來有內地背景的吳祉默又在馬焱介紹下入隊。來自五湖四海的團隊花了整整七個月，通宵達旦，集體創作——你扮蔡芯度一句，我演表哥嘗試回應。整齣劇的所有對白、笑位，例如王祖藍在茶餐廳高聲呼叫「服務員！」，就這樣一句句地傾出來。創作過程，頗有當年香港電影黃金時期，新藝城「奮鬥房」故事的味道。《老表，你好嘢！》收視、口碑雙雙報捷，與TVB的僵化制度，息息相關。不過，「原有的編劇制度，不是一時三刻，就能改變」。黃偉聲說得坦白——《老表》純屬意外，制度牢不可破。

新意，通常過唔到上面

有明顯規限的，除了創作模式，還有劇集題材：「韓劇夠膽講總統，是因為他們的劇集由不同的製作公司創作。但TVB自己造自己播，就有很多限制。稍為有新意的橋，通常都過唔到上面。」黃偉聲舉例說明：「我曾經想做一齣有關新聞行業的劇集，公司也不support。這個制度，改變不了。」王維基的電視台早前在網上發放劇集預告片，當中一齣，正是講newsroom內部鬥爭。換言之，所謂制度與局限，只是TVB作繭自縛。「競爭未嘗不是好事，或可令公司醒覺要變，嘗試大膽一些。」黃偉聲說。如果這場中年危機，能令TVB這頑固龍頭，反思路向，繼而變革，許是港人之福。

原因無他，對於TVB，我們實在不能要求太多。「得啖笑」背後，既是悲哀，也有無奈。



文﹕阿果
圖﹕余俊亮、《老表，你好嘢！》劇照、網上圖片
編輯 林華君
美術 SI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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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燦到老表——中港矛盾與文化認同

「做《老表， 你好嘢！ 》喇， 快啲一齊睇！」在茶餐廳，我轉身抬頭，只見鄰桌八人，目光一致，緊盯電視。瞥見他們的雀躍神情，我面紅。

近幾年，對於抨擊TVB 劇集，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遺餘力——製作求其（圓明園竟被八國聯軍所毁）、劇情犯駁（技窮得只剩下偷聽一招）、演員不濟（又徐子珊？又鍾嘉欣？）……批評理據，多不勝數。然而這一齣《老表，你好嘢！》，卻令香港人如我，有所改觀。

毫無疑問，《老》劇貼近城市，演員新鮮，對白有趣，觀眾看得開懷，笑得暢快。諮詢facebook 好友，喜愛此劇的，不在少數。然而好看歸好看，批評聲音，依舊不絕於耳。傳媒報道，播映兩周，《老》劇投訴，已逾二百，內容包括誤導觀眾、深化中港矛盾、醜化香港人、美化大陸人等。然後，主角郭晉安、王祖藍被罵，劇集監製被滋擾，坊間甚至流傳劇集會被腰斬。與此同時，內地觀眾同樣不滿， 箇中原因， 卻是「醜化大陸人」。一齣電視劇，得罪兩群人，這場「中港矛盾」，自相矛盾，值得解構。

矛盾的表層，在對劇集角色的不同理解。香港網民說，劇裏的內地人，講究和諧，溫文有禮，明顯扭曲事實；內地網民說，大陸人被描繪為不守秩序、難以就業的邊緣人，有醜化之嫌。這種詮釋上的差異，從沒客觀標準。要理解，或可由歷史入手。因為《老》劇，我最近重看無綫陳年劇集《網中人》。這齣劇當年大受好評（1980 年代最受歡迎劇集第二位） ， 當中由廖偉雄飾演的「阿燦」，深入民心之餘，更成往後廿年港人稱呼內地新移民的代名詞。

阿燦與蔡芯　角色命運逆轉

這星期每晚，我先看老表，後看阿燦，比較兩者，瞠目結舌。如果《老》劇是深化中港矛盾，那《網》劇的取態，無異向大陸宣戰。劇中阿燦本質不壞，但卻明顯低港人一等——衣著破爛，老套過時；吃飯時用手進食，嘴邊黏滿飯粒，又愛高談闊論；毫無儀態，言談粗俗，不懂坐着如廁，又不冲廁；欠缺學識，卻夢想發達；曾為打賭而鯨吞三十個漢堡包，又曾偷渡、偷竊、搶劫，最後鋃鐺入獄……《網中人》的角色描寫，貼切反映當時香港人對新移民的觀感：調查顯示，當年七成觀眾同意劇中的阿燦，能夠代表現實中的新移民。

三十年後，角色命運，已然逆轉。由王祖藍飾演的蔡芯，縱然廣東話不純正，有時缺乏公德（胡亂泊車、粗聲粗氣、亂過馬路），但其日常生活，以至社會地位，卻與港人分別不大——穿緊身衣、gel 頭、熟諳廣東歌、性格機警。有時他的地位，甚至凌駕港人：其父初來香港，就批評住宅太小，唔住得人。蔡芯這個內地角色，既是阿燦的變奏，但港人在他父子倆面前，又宛如「港燦」。倒映港人集體憂慮、內心掙扎的角色描寫，未必加深中港矛盾，頂多是讓香港人心情矛盾而已。

然而，要理解電視劇與中港矛盾的關係，單純判斷劇集角色是否醜化，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追蹤電視劇與文化身分認同的關係。也就是說，劇集是否令兩個群體發現、認同自己各自對立的身分。

《網中人》之所以經典，全因為它的誕生，有時代背景，有歷史啟示。劇集於1979 年拍攝，當時香港正值移民潮高峰，每十二個香港居民之中，就有一個來港少於三年。這批新移民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甚至被視為社會發展一大威脅。香港人認為，他們既搶佔房屋，競爭就業，又會引起罪案，令人心惶惶。在這個社會背景下播放的《網中人》，結果喚醒了本土意識。

身分建構四階段

馬傑偉事後分析，這個由電視媒介主導的身分建構故事，有四大階段：一，社會上出現了生活方式有明顯分別的群體（行為「正常」的本地人與「不守規律」的新移民）；二，大眾傳媒將兩個群體於生活及行為的差異納入創作，生產成文化商品（如《網中人》）；三，文化商品為大眾提供兩個群體的「公眾面譜」（新移民就像阿燦；程緯則代表香港人）；四，劇集角色的「公眾面譜」深入民心，便反過來影響大眾的生活方式。

未看《網中人》，香港人只是偶爾察覺，身邊有些人似乎比較落後，比較老套，與自己有點分別。但看完劇集，歷經上述身分認同建構的四大階段，香港人發現並肯定自己身分，同時排擠新移民這個「低人一等」的群體。電視文本的主客關係，就此轉化成扣連兩種身分的社會關係。

三十年過去，這個故事，逐漸改寫。近年許多人察覺到，一股本土意識，正連同反中情緒一同膨脹。這兩種意識的建立，仍然遵照故事的四大階段而發展，但媒體的角色，已然扭轉。故事之初，我們先從生活上的不同場所，如火車車廂、醫院產房、大型商場，窺見另一群體的存在；這些經驗及後經過媒體整理，生產各類與之相關的文化產品。不過這個年代，參與文化生產的媒體，卻由電視這種大眾傳媒，變成網上新媒體；反映群體經驗的文化產品，也由《網中人》，變成大陸人隨處便溺的照片、改圖，甚至惡搞歌曲；這些在網上廣傳的文本為大眾提供了外來者的公眾面譜（ 蝗蟲、無儀態、搶資源）；公眾面譜的形成與流傳，又再次影響了本地人對外來者的觀感。於是，兩種對立的身分，由此形成。

撥亂反正　功能在於維穩

時至今日，電視劇集與身分認同，距離漸遠。《老表，你好嘢！》中牽涉兩地人的劇情，如導遊珍、D&G 風波，充其量是慢幾拍地將矛盾呈現觀眾眼前，然而電視觀眾，卻老早毋須靠這些場面來肯定自己的生活經驗。再三分析，《老》劇及如今的電視媒體，反而隱約以新角色介入身分建構過程。當對立身分因新媒體文本及其「蝗蟲面譜」而逐漸成形，《老》劇在呈現群體對立之餘，卻反覆滲入「和諧」、「共融」等元素—— 蔡芯的口頭禪乃「和諧， 我會學習的」；劇集中港角色的分歧，也隨着劇情發展，日漸消減。《老表，你好嘢！》的文化意義，在於「撥亂反正」，調整制衡。由建立對立身分，變成排解兩地糾紛，大眾電視的文化角色，早已伴隨經濟、政局環境更替，有所改寫。當去年充斥政治隱喻的《天與地》被內地封殺，我們就已察見電視媒體的局限。於是這一年，《老》劇不單無傷大雅，不涉敏感，更反而試圖紓解矛盾，拆毁對立。用內地的語言來說，它的功能在於「維穩」。

不過，無論大眾媒體角色如何轉變，不變的是，升斗市民始終期望政府可以做啲嘢。《網中人》播出後一年，政府宣布取消抵壘政策，限制移民；至於《老表，你好嘢！》播出的這個星期，吳克儉呼籲港童接受跨區上學；高永文向本地母親保證奶粉供應；梁振英希望青年去外邊打天下，騰出更多位置……

這個年頭，觸動港人神經，加深中港矛盾的，似乎另有其人。

刊於2013-01-27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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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最近，真的是最近，才真正覺得香港，是徹底的移民城市。

你不妨問問家人，究竟他們是什麼時候來港的。是五十年代頭還是尾？抑或是六十年代頭？這一批移民，七十年代在這城落地生根，就有了所謂的本土意識。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又是另一波移民潮。這一批移民，因為經歷了文革，與已經定居十數年的舊移民，有著明顯的文化差異，於是便成了「阿燦」。八十年代，越南難民停留在港。有的去了外地，有的遣返，有的留港。他們的遭遇，其實跟二三十年前因戰禍南下香港定居的中國人，有點相像，但是香港人說，這些人掠奪資源，不應容忍；九十年代，香港成了圍城，裡面的人忙著移民他國，做二等公民；外面的人卻每天巴望進來，居港權成了敏感詞。這些新移民，多住在北區、天水圍，被理解成社會問題的源頭。然後是最近幾年，雙非單非，這城再次躁動、不安。

在廣州閒逛的時候，我在想，其實廣州與香港的關係，一直都密切。如果當年我的祖父母決定留在廣州，沒來香港（不知他們是否偷渡。因為最近我跟不少老人家聊天，他們說，當年廣州來港，大多先經澳門。由澳門再坐船，在新界上岸。一晚就到，但很顛簸，且要一百五十元正。）那我可能就是在廣州生活的其中一個年輕人了。噢，不。我根本不會存在。

所以嘛，嘲弄廣州、東莞這些地方的人，是有點無聊的。「同鄉」這個字詞很遙遠，但確實有其歷史意義。

愈來愈明白，為什麼老人輩總是比較「親中」。也愈來愈明白，所謂的香港故事，背後隱藏著怎麼樣的一道軸線。

這一首歌，是黃霑作曲的。梁款說，霑叔其實不怎樣滿意自己的《獅子山下》，反而這首《抉擇》，他更喜歡。喜歡，因為能憑歌寄意——期望這個故事「似那家鄉樣」，同時「勝我舊家鄉」。既要建立摩登香港，又要延續中國傳統——這就是香港流行文化的起源。

我無意為中國政權開脫，但對於「中國人」，甚至「廣東人」身份，我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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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

星期日在廣州，晨早起床，不停嘗試上網，為的就是何雪瑩事先張揚的梁款專訪。結果搞了半天，才在紅專廠某家Cafe坐下來，好好的把文字讀一遍。感想，有很多啊：

1. 希望幾個月後可以跟別人說，嗯，我就是（指著這張相」他的學生。This is one of my dreams (again and again).
2. 黃霑書房的故事，這年來斷斷續續地聽過許多次。老師這次在訪問裡說的那些，很有趣，但對我而言，上次在中大他用黃霑《抉擇》歌詞中的「似那家鄉樣 / 勝我舊家鄉」解釋港式流行文化的中港兩線，更加inspiring。
3. 曾經以為要研究香港普及文化，textual analysis是重中之重，但是老師的研究卻讓我曉得，原來production end的分析，在這城市，更加有用——因為港式普及文化emerge至今不過三十多年，這個工業如何由梁款口中的「充滿意外」變成現在的流水作業，甚為教人好奇。
4. 星期六下午在廣州，友人說：「有時覺得上Pop Cult很奇怪，雖則有新case study，但核心部分，都已經成為歷史。例如現在為何要研究日劇，探討木村呢？」一天後，老師隔空回應：「以前教得好pop，昨日曾志偉上電視講咩今日上堂就教，好update。現在很自覺地不update，多講歷史，由葉問來港開始教。流行文化最有趣的不是今日好hit，最重要是了解背負一堆過去的香港故事，才知道為何今日咁hit，這樣教書比較有層次。」都明白了。
5. 訪問前我跟KH說，很想知道老師現在consume media的習慣——聽什麼歌看什麼劇和電影」，因為他說過，到今天仍有魔力吸引他買票入場的，只有許冠傑演唱會，彭浩翔電影，和出道多年的劉青雲古天樂演的戲。結果周日公佈：「今個星期才煲完新劇Priceless，上星期買林一峰、林二汶和胡琳唱片」。我和幾個梁粉，對這答案，都感意料之外。
6. 壹周刊兩年前訪問過梁款，極其精彩，是我的其中一個起點。
7. 另一篇訪問，在半年前——「梁款卻希望梁振英在任內，能多加正視流行文化的價值，對有心的文化保育工作多資助。但首要條件是，梁氏需要多看香港經典影視作品，例如周星馳的電影《家有囍事》：『若他看到那一幕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周星馳和張曼玉接吻的姿勢如巴黎鐵塔），睇完覺得好笑呢，唔覺得噁心或者皺眉頭的話，就可以慢慢上軌道……。』梁款說時沒有笑，而是語重心長。」
8. 結果，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說：「香港社會開放，資訊暢通，藝術創作交流頻繁。中西文化的薰陶，加上旺盛的創意，孕育了以香港流行文化為主軸的文化產業。過去數十年，香港的電視劇、流行音樂、電影、報刊、雜誌和圖書，風靡海外華人社會。香港的影視專才既進軍荷里活，也廣泛參與內地和台灣的影視製作。一個城市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顯示了香港人才匯集，創意超卓。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只要有適當的支持，完全有條件更上層樓。」
9. 而周星馳，則成為了廣東政協。我總認為這幾件瑣事，非常好笑。
10. KH問了一個我曾經很想問的問題——「他的博士論文明明研究工人參政，為何後來走上流行文化之路？」有一件小事，老師曾經在某書序言中分享過：
11. 「1982年，我到英國深造，研究英國工人階級政治。跟論文老師第一次見面，他問：『除了讀書研究之外，你有什麼嗜好？』我答：『閒時我會讀點Stuart Hall，分析香港漫畫和電視劇的意識形態』，然後向他推介了我在《學苑》寫過關於《變色龍》和香港足球的文章。我記得老師噢了一聲，然後相對無言，滿室死氣。」70年代後期，有一些學生曾經到麗的門口抗議《哈囉夜歸人》教壞細路，當中一個姓吳，一個姓呂，都是社會學家。老師的個人經歷，以及研究方向，與整個世界對流行文化的理解相當吻合。
12. 關於梁款說：「我係一個左派知識分子，熟讀馬克思主義。」話說他任《學苑》總編時，曾經主寫專欄《學術符號》，每期以洋津數千字寫馬克思。「我一直認為，讀馬克思是世上回報率最高的活動。」放諸這個年代，何其失真。
13. Creative Cities are ordinary. 確實是非常正的tagline。
14. 你永遠無法理解，大師如何成為大師的。無論是縱向（由60、70年代的流行文化）到橫向（英、台、日、韓各地的創意產業），他都有涉獵，而且不是求其講句說算——這就是知識份子——我們十輩子也學不來。KH訪問後說：「同Dr Ng傾完計覺得再讀書都無謂」，我很矛盾地同意。
15. 老師的城市筆記、圖文傳真，我翻來覆去讀過數十遍。許多人說，他寫字風趣幽默，風涼話連連。後來我開始明白，他寫字上的輕盈，固然是性格使然，但歸根究柢，文字的輕盈，其實建基於學識上的沉厚。
16. 舉重若輕，就是大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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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HMV告別我們，還是我們離開HMV？

當HMV 宣布破產時，我正沉迷YouTube 重溫舊歌。聽見消息，心裏夾雜七分冷靜、三分惋惜。

十分感觸的，大有人在。藝人紛紛自首：郭富城自認「曾經係佢擁躉」；鄭裕玲在電台分享「以前好鍾意去逛，買親就係一疊」。接着文化人加入戰團：志淙憶起在店內擔任DJ 打碟的歲月；袁智聰直言「在大型唱片megastore 散步才是正經事」。為唱片店哀鳴，還有平民百姓：早兩天路經HMV 分店，方發現內裏接踵摩肩，人人蜂擁瞻仰遺容；我任教的初中學生，竟也慨嘆「以後唔知去邊度買碟好」。一家店舖尚未結業，已能令Do 姐與師奶一同尖叫；讓志淙與毒男一起哀慟……老實說，我有點意外。

「時移世易」

聽過各界迴響，有兩個詞語，反覆露面。第一個，名為「時移世易」。這四個字放諸香港社會，擲地有聲。HMV 破產，網上文章紛至沓來，有的感傷悼念，有的執迷剖屍。主流說法是「互聯網殺死HMV」——這一代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少聽唱片，多上YouTube；少付出真銀，多非法下載……唱片行業舉步維艱，大唱片店經營不善，自是順理成章。作為共犯，對於現象，我無異議，但畢竟信和商場仍然興旺，買實體唱片的年輕人，依舊絡繹於途，互聯網盛行，導致唱片衰亡、HMV 無法生存之說，似有漏洞。至於「年輕人漠視唱片」，我的學生也不敢苟同——他們仍然定期購買唱片，為的可不是「音質較佳」，而是「支持偶像」，甚至「有寫真揭」。年輕人與唱片，尚未水火不容。

「集體回憶」

第二個詞，名叫「集體回憶」。梁款說，集體會流動，回憶靠建構。我對冠冕堂皇的這四個大字，向有戒心。集體回憶之所以成為集體回憶，總有背後原因。當70 後袁智聰、80 後的我，甚至90 後的中學生，同時認定HMV 正是他們那代人的集體回憶，那我們必須要問：這個橫跨世代的回憶，如何構成？

集體回憶，源於共同經驗，HMV 提供的消費經驗，既劃時代，又獨一無二。反過來說，現在HMV 開始淡出視線，同樣因為其延伸的消費經驗，逐漸褪色，獨特不再。這幾天，人人回憶當年屹立在尖沙嘴漢口道的HMV 旗艦店——樓高四層，面積3 萬呎，遠超一般人對「唱片店」的想像。

HMV 之所以令我心動，教你尖叫，其一原因是「大」——走進店內，猶如置身在唱片架疊而成的迷宮，要流連整個下午，絕非難事。在香港，時間和空間都是奢侈品，而在最初邂逅的過程中，我們和HMV各自付出，一拍即合，似乎理所當然。可是後來經濟不景，租金暴漲，店舖生存，日漸艱難。對HMV 象徵的文化消費，內地旅客視若無睹，香港人勒緊褲頭。當小型唱片店在屋邨商場逐一蒸發，HMV 要生存，纖體轉型，事在必行。它的龐大身形，本是最大賣點，但形勢逆轉，又成負累。終於漢口道的玻璃堡壘，搖身一變，成為商場內的一個舖位；歷史悠久的中環分店先是結業，半年後回歸，卻由一樓搬上三樓，面積相應減少。在寬闊空間選購唱片的消費經驗，從此變質。

私人空間不再獨特

HMV 提供的空間，除了夠大，還很私人。未踏進HMV 之前，我從不知道，原來唱片，是可以試聽的。數以百計的試聽唱機，成為店內獨特的一道風景。以Paul duGay 為首的學者曾經解構Sony Walkman（隨身聽），他們認為，這項發明，顛覆一般人對空間的定義——Walkman 能夠於公共空間闢出一角流動的私人空間。HMV的試聽唱機亦然：顧客戴好headphone，挑選心愛唱片，選擇歌曲，扭大音量，那一刻，眼前行人，就暫時成為互不相干的存在，周蕾（Rey Chow）甚至形容，那是一種「對壓制的反叛」。只是後來，便攜式音樂裝置愈趨盛行，這種「私人—公共」空間的概念顛覆，早已不限於HMV。早幾天路經HMV 分店，發現試聽裝置乏人問津，塞着電話耳筒的行人，倒是不少。HMV 提供的私人空間，不再獨特。至於教文化學者津津樂道的「politics of theweak」，這一代人玩得更徹底：非法下載、網上試聽……要反擊資本社會，根本毋須倚賴HMV 的試聽唱機。

opinion leader 不再吃香

這一代人大概以為，HMV 就是賣唱片的，不過爾爾。對此，年紀稍長的肯定不會同意：店舖當眼位置是銷量排行榜，反映大眾口味；唱片上張貼由店員撰寫的心得，推介音樂；現場DJ 打碟介紹不同類型的音樂；以前顧客會向店員哼起旋律，藉以覓得心水唱片……這一切，都反映HMV 在普羅市民心目中，曾經不僅是一家零售店舖，而且還是唱片行業的opinion leader。1996 年的香港HMV 銷售數字顯示，當年最受歡迎的唱片類型是外語唱片（35%），其次才是粵語唱片（20%），更加說明事實：當年資訊不算流通，崇尚外國音樂的本地樂迷流連HMV，就是期望從店舖陳設及店員口中，得知有哪些好音樂，正在流行。

隨時間推移，HMV 的opinion leader 定位，日漸淡出。社會學家說，隨着資本社會發展，商店店員的特點也起了變化：從前店員不單熟悉貨品，甚至能扮演專家角色，解答疑問，推介喜好；後來時代不同，好員工的準則就變成準時、能與客人溝通。知識口味不再吃香，店員崗位亦易被取代。HMV 的店員更替，亦有如此傾向：不再奢求音樂專家，只要盡責、聽得懂英文，已經可以。當然，這個年頭，我們不再期望走進商舖後跟店員有所交流，更遑論需要店員推介音樂——網上資訊，俯拾皆是。挑選唱片之前，我們早已在網上試聽過不下百遍，即或不然，在店內左手提起唱片，右手用智能電話上網搜尋，亦無不可。至此，HMV 作為音樂專家的歷史角色，經已走到盡頭。

我爸愛說舊事。每當他提起當年Dodwell 百貨、紅A 膠桶如何風光，我總愛蓋棺定論：時移世易，這些icon 就變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如果HMV 最後真的結業收場，以後的年輕人聽見這三個英文字母，反應大概無異於聽見歡樂天地、哈迪斯、八佰伴——時代更替，便成集體回憶。我希望下一代除了要知道HMV 不賣時裝亦非病毒，懂得歡樂天地不是色情架步，知曉哈迪斯不是港督，更要了解，這些店舖的衰落與滅亡，不是一句「時移世易」就可解釋。箇中原因，歸根究柢，反映生活，投射習慣。

HMV 在你我心裏，在消費社會，都有獨特位置。

刊於2013﹣01﹣20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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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子 三個女字

這個星期，一個「姦」字，反覆在報章港聞、國際、娛樂版面出現。在此分享三個女子，關於三個女字的三段故事。

第一名女子，名叫Jyoti Singh Pandey。上月某夜，她跟男友看完電影，乘巴士回家，在車上兩人被六名男乘客襲擊。Jyoti 被輪姦、毆打，身受重傷。徘徊生死邊緣，負隅頑抗十數天後，終告不治。這宗印度輪姦案，駭人聽聞。聽聞此事，全球各地，人人義憤填膺，個個吶喊聲討。大是大非，香港人理所當然，沒有例外。

這件兇案，是非黑白，清晰明確，連日來卻引起公眾討論，傳媒反響，原因有三：一、事件教人深思何謂公義。案件開審之前，當地律師團結一致，拒絕為疑犯辯護，甚至指摘最後代表被告的律師，擁抱名利，漠視公義；與此同時，知識分子曉以大義，表明所有人，包括罪犯滔天者，均有公正審訊的權利。公義之爭，令是非分明的案件，平添幾道灰色。二，在傳媒口中，這宗慘劇乃中國小悅悅事件的翻版——事發後Jyoti 與男友在路邊求救，整整半小時，車輛路過，無一停下。行兇者無疑惡貫滿盈，但袖手者更令人不齒。三，就是否公開受害者名稱一事上，英國傳媒與Jyoti 父親曾經各執一詞。既要報道真相，又要保障隱私，各地傳媒如何處理這宗牽連甚廣的風化案件，甚具爭議。公義、群眾、媒體，乃外間理解慘劇的三個關鍵，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對這宗在印度發生悲劇，傳媒與市民，同樣正義凜然；對Jyoti 這個陌生女子的遭遇，香港人無不哀痛難過。

真強姦　假強姦

這個星期，香港人關注的女子，何止一個。第二個女子，叫高海寧：選美出身，加入娛樂圈後，主力在飲食節目陪食，在遊戲節目陪玩，以及在娛樂版陪笑——這類花瓶，古今中外，俯拾皆是。唯一分別，在於花瓶形狀，燕瘦環肥，各有不同。近數十年，像高海寧這樣，身材豐滿，自然成為焦點。翻查報章，與高海寧相關的報道標題，不是「倒奶」，就是「慾照」……這位女子被娛圈設下的定位，單一明確。

娛圈花瓶，向來無傷大雅。但最近幾天，高海寧卻深受港人關注。「高海寧係咪今晚畀人強姦？」類似疑問，在網上論壇，在日常言談，反覆傳誦。事緣娛樂版事先張揚，高海寧在劇集《法網狙擊》的強姦戲，即將上演。於是，許多人偷偷期待，暗暗享受，又怕宣之於口。結果周三晚，劇集出街，群眾情緒，忽爾爆發——小部分觀眾罵TVB 為求收視，大灑鹽花；大部分尖叫「被騙」，高呼「搵笨」，因為強姦場面，只有半秒，比起早前徐子珊在《雷霆掃毒》那一幕「秒姦」，更加一閃即逝，名不副實。有報章甚至抨擊， 「無綫強姦戲的底線太高」。此情此景，發生在印度輪姦案之後，何其失真。

真正令人看不過眼的，是「報道事件」的傳媒。香港社會風氣雖然保守，但強姦戲分，從不罕見。那何以劇集播出前後，全城民意，突然洶湧？全因媒體在旁，推波助瀾。分析報道，發現媒體在表述高海寧戲份一事上，有三大傾向：一、正氣論。蘋果日報引網民言論，批評TVB 「賣弄色情可恥」；各大媒體均報道通訊局收到投訴，指摘劇集意識不良不雅，令人不安……記者運用第三者言論，搶佔高地，道貌岸然，取態明顯；二、市場論。上周末某報描述「苟芸慧恨被姦博上位」；雜誌報道高海寧聲言「呢個唔係我底線，其實我可以再激啲！」驚人標題，背後反映的，是媒體如何詮釋強姦戲——接拍大膽戲份，是娛圈女星的最大殺着、上位手段。三、男女有別。報章引述苟芸慧，稱不少男同事十分羨慕演強姦犯的白健恩：「人人都想做佢」。性別定型，又多一個鮮活例子。佯裝正義、崇拜市場、褒男貶女……傳媒道德，在此事上，成了奢侈品。我們的傳媒，左手教育，右手荼毒。

左手教育　右手荼毒

一邊為Jyoti 的遭遇哀傷，一邊期待高海寧「被姦」，香港觀眾，人格分裂。健吾在facebook 提出這個觀點，換來一致回應：一真一假，豈可相提並論？如此反駁，我不同意。因為真假之間，從來沒有明確界線。同志組織女同學社早前分析二十多年來出現同性戀者身影的無綫劇集，發現當中逾七成，涉及恐同情節，反映大眾傳媒對同性戀群體的偏見。既然我們認同媒體呈現同志角色時的取態，與整個社會對這弱勢群體的偏見不謀而合，那又為何對傳媒在電視劇集、娛樂報道中對女性的刻版定位、恣意抹黑，充耳不聞？真假之間的界線，根本並不存在。現實裏聲討風化，媒體裏嚮往強姦，這種差別，不是人之常情，而是人面獸心。當然，人面獸心，有時也是人之常情。

當然，我們為Jyoti 着緊揪心，不單因為她是女性，而是因為這件事情，關乎公義，牽涉你我。若用這公義框架來審視，我們自會發現，強姦，從來不單關乎「性」，我們的媒體長期向女性施虐，不公不義，大概也算是性暴力的一種。

本周三，立法會舉行會議，就「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進行諮詢。會議焦點，在於婦女團體提出修改法例，以「插入式性侵犯」替代「強姦」，從而填補現行法例的灰色地帶——用手指或硬物插入陰道、肛交或逼使受害人口交，竟然只能控以非禮。將別的東西，硬塞進受害者的私處，固然也是強姦——Jyoti 的死因，正是器官被硬物刺穿。

複姓內地　名叫傳媒

那麼，將自己的言論觀點，甚至意識形態，生硬地插入傳媒私處呢？這算不算強姦？第三個港人關注的女子，複姓內地，名叫傳媒。《南方周末》的新年賀詞，被強行刪改，加插官方論點；其微博密碼被迫上繳，強硬塞進中宣部的狡辯。傳媒，乃促進現代社會發展的第四權。它重要，因為私人（應為人民發聲）、乾淨（相對三權）、獨立（不該被干預）。若說傳媒是現代社會的生殖器官，功能上似乎不符，性質上倒是脗合。

被強暴的，當然不止《南方周末》。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回應，全國傳媒被逼刊載，哀鴻遍野。偶有不從的，如《新京報》，因姦不遂，就要停辦。官員甚至登門造訪，在旁監視，強行上版，污衊名節……此情此景，跟印度輪姦案，有何分別？

香港人可以不為Jyoti 動容，因為慘劇發生在印度；可以期待高海寧「被姦」，因為事情發生在公仔箱；可以袖手以待，旁觀《南周》，因為香港傳媒，雖欠道德，但還有自由……然而，你我明瞭，直至這刻，我們與受害者，已經唇齒相依。

三個女子的遭遇，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事。

刊於2012-01-13．明報星期日生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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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請不要當唐英年

這幾天，娛樂版最火熱的名字，叫鄧紫棋（G.E.M.）；港聞版最矚目的人物，是唐英年。兩個人，年齡相差四十載，身分同樣是落敗者——一個失落於商台年終頒獎禮，一個丟掉唾手可得的特首寶座。終於，一個明刀明槍罵商台，一個笑裏藏刀插CY，兩個敗者，同時反擊。

在香港樂壇，G.E.M.是異數——十七歲出道，深受年輕樂迷歡迎，facebook 專頁有近四十萬個Likes，官方的YouTube channel 錄得逾六千萬的收看人次。這個年僅二十一歲的新一代香港歌手代表，年輕有火。上星期她上載一段短片，談及自己對香港樂壇頒獎禮的看法，言語之間，抨擊商台自詡公正， 但真實操作， 卻是「益自己友」。片段一出，頓成眾矢之的。娛樂圈一眾前輩義正詞嚴：何韻詩、藍奕邦教G.E.M.做人要謙虛，懂得飲水思源；甄妮在訪問中又指摘這個女生「無禮貌、無家教，見面不打招呼」。至於網民則質疑，她一邊到新城領獎，一邊杯葛自己「無獎攞」的商台頒獎禮，壓根兒是輸打贏要。

無論是「年少無知」， 抑或「輸打贏要」，這場反擊戰的動機，都被還原成「個人煩惱」（personal troubles）。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教我們，世上所有的「私人恩怨」，都有社會背景，也就是說， 與大眾議題（public issues ofsocial structure）、社會架構，息息相關。

G.E.M. 的「煩惱」， 當然與其個人性格（不夠謙虛、不願認輸）有關，但她的反擊，其實頗有見地——起碼，再三閱讀她的言論，我們從中瞥見三種改革樂壇頒獎禮的路向。

一， 「現在的歌迷， 懂得自己尋找good quality 的音樂。」

這個時代，主流媒體，日漸縮小；群眾聲音，日漸響亮。既然如此，為何還要依賴各大傳媒為我們評選音樂？若我們仍身處廣播道擠滿歌迷、聽眾的好年代，這個做法無可厚非。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對年輕人來說，電台開始失去其獨有魔力，而電視台，更加成為新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嘲笑對象。事到如今，主流媒體為大眾推介音樂的角色，已經被facebook 的分享功能所取代；在媒體評論音樂的DJ，開始受網上更多更專業的卧虎藏龍所威脅。樂壇頒獎禮缺乏代表性，不單與個別電台的「私相授受」有關，更重要的，是文化工業、觀眾習慣的集體挪移。與其指摘商台誤導聽眾，不如點出整個制度已經過時。若要貼近平民，客觀公正，計算iTunes 銷量、整理YouTube 點擊次數，會否比起期望商業機構不玩商業，更加可行？

二， 「每次看Grammy 的時候，都會覺得那些歌手， 很勁。」

美國格林美獎的成功，在於其專業而獨立的評審制度。這個「樂壇奧斯卡」獎由美國國家錄音與科學學會主辦，而這個機構，則由歌唱家、演奏者、作曲人、指揮等業內人士所組成，目前會員數目超過一萬。由行內人當評審，雖然偶爾出現與唱片公司有利益瓜葛的批評（就像香港傳媒搞的頒獎禮），但由於人數夠多，層面夠廣，頒獎禮仍然廣獲認同。香港也要模仿？其實，類似獎項，一早存在。二○○一年起，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每年舉行「CASH 金帆音樂獎」，表揚在香港商業發行或演出之優秀歌曲，提高大眾對香港音樂藝術質素的認識。是的，制度早已存在，只是大眾少有知悉。除非有天香港觀眾開始尊重「音樂專業」，否則香港的「格林美獎」，終歸與大眾無關。

三， 「每次看台灣金曲獎， 心裏都由衷地感動。」

這份感動，全賴台灣政府，因為台灣金曲獎，正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台灣政府對流行樂壇的態度，跟香港政府，實是天淵之別。對於推廣廣東歌，鼓勵音樂創作，我們的政府，究竟做過什麼好事？台灣人享有一個真正能夠肯定音樂人成就的頒獎禮，不是因為他們的傳媒有多公正，而是因為台灣的政府部門重視流行音樂產業。本地流行音樂在台灣、韓國等地面前節節敗退，不僅緣於歌手質素的新不如舊，又或是主流媒體對此輕視，更加因為政府長久而來對流行文化的袖手旁觀。不過當然，指望輕視民間文藝活動的康文署，籌辦樂壇頒獎典禮，聽起來，同樣是個笑話。

唐英年着眼個人恩怨利益

面對眾多指罵，G.E.M.在網上為自己辯解： 「沉默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我相信，這也是這幾天唐英年的心聲——蟄伏多時，受盡委屈，於是拒絕沉默，接受電台訪問，反擊梁振英。看見唐英年出手，我與香港人一同竊笑。士別數月，唐英年脫胎換骨，說起話來，字字鏗鏘，句句有骨，是以聽眾們聽得樂不可支。然而歸根究柢，唐英年此番還擊，意欲改變的，不過是自身待遇，着眼點也是個人恩怨，與你我港人，幾無關連。

看到唐唐的笑容，許多人開始想像，假如去年三月當選的，是豬不是狼，大家命運可會改寫？看到類似說法，我失笑。難道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唐特首會為你爭取普選？難道作為制度得益者的他會為香港人改革制度？此番回歸，唐確為爭取公義。但說到底，屋宇署處理約道僭建的手法，就算不公，程度與特首選舉的不公相比，還是九牛一毛。無視制度不公，着眼與自己利益有關的細微之處大力鞭撻，自己痛快，但對普羅大眾而言，意義不大。

對於G.E.M.，我有期望。與其斟酌一個商業機構有否誤導公眾，倒不如站出來，為自己，為歌手，為樂迷，爭取更完善的制度。有人會說，樂壇問題積累多時，靠一個年輕歌手，不設實際。不過去年，我們不也是靠着一群十多歲的青年，推倒國教嗎？要改變制度，我們需要年輕人的那團火。

在黃之鋒與唐英年之間，G.E.M.，你有得揀。

刊於2012-01-06明報星期日生活．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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